主持人：他曾经当过主编。主编：他的专业是电影编导。导演：他说他是作家。作家：他却热衷于解答情感问题。

蔡康永从来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固步自封。自从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编导专业毕业，他就认为自己的人生看得到开始，看不到结局。他最新的举动是3月27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的“康熙盛典”。这场演唱会延续了他在《康熙来了》中一贯以来的主持风格，并以庞大的明星阵容构成的拼盘演出形式，已在过去两年间巡演了上海、杭州、成都等若干内陆城市。

比起《康熙来了》七年来在商业上的成功，“康熙盛典”这个衍生品仅仅是个初步试水的节目。寻找到“康”(蔡康永)与“熙”(徐熙娣，即小S)的是上海索尔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间公司在此之前的履历是一系列持续、流水化的明星演唱会商业运作，“他们看上去手忙脚乱，但到最后都能搞掂”，蔡康永的经纪人李晶说道。

在“康熙”看来，这是件从来没做过的新鲜事，本能的好奇心让他们很快下了决定。“现在的各路拼盘演出遇到了一个瓶颈，这家公司希望用新的方式包装，借我和小S的主持风格来刺激一下”。尽管蔡康永和小S期待的是小范围内的沙龙演出，互动效果更适宜主持风格，但唯有万人规模有助于演出公司摊低复制成本，最终只能达成妥协。

拼盘演出在国内最典型的样本便是于2009年已经谢幕的“同一首歌”。“康熙盛典”似乎从一开始就比“同一首歌”纯粹，无需面临纠缠不清的身份问题。制片人孟欣曾经在对 “同一首歌”暴利现象质疑时回应，“‘同一首歌’一开始就是一个怪胎，既是央视的电视节目，又要按商演的模式经营”——前者意味着歌手不能拿钱，不能售票；后者则是截然相反的逻辑，把赢利当作最大目的。

这些都是蔡康永所不熟悉的事情。身处台湾的他很少有机会看到大陆的综艺节目，而《康熙来了》至今也未曾在大陆任何一家电视台落地。此前若干年，《康熙来了》一直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在大陆隐秘流行，自2008年《康熙来了》被授权给土豆网正式播出之后，点击率长期占据此网站搜索排行榜的前三名(头两名是韩剧和电影)。在蔡康永看来，“这也使得‘康熙盛典’演唱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见面会’的角色”。

可以说，“康熙”这对搭档是1，而盛典上不断更迭的明星便是身后的0，这也是内陆演出公司看重“康熙”的价值，并用这种思路重新操作演唱会的原因。包括对于大量的综艺节目，蔡康永从不认为原创度在娱乐节目的成绩单中是最高指标，而风格和受欢迎度才是关键，“在‘康熙’之前也有很多双人谈话节目，聊柴米油盐的琐事，但是‘康熙’出来还是一炮而红。‘康熙’盛典正是在延续‘康熙’的品牌”。

和大多数蓬勃发展、如日中天的电视节目一样，《康熙来了》的成功同样糅杂了失败的教训。诞生初期，这档节目被一时当作异类，一再创下收视高峰，但是开播两年多，第一轮最惹眼球的嘉宾轮番过场后，《康熙来了》曾一度陷入低谷，比全盛期的收视率跌了一半。不仅如此，同期模仿康熙的双人谈话节目纷纷出现，最多时有十余个，一时春秋战国局面。这种低潮持续了近半年，但最终“康熙”鲜明的个人风格成了不可替代的优势，收视率自此进入了平滑的上升曲线。

“第一拨高峰就如同异军突起；第二拨则是对个人风格的深度认同。就好像一开始给对方吃鱼翅龙虾，新鲜劲过了就走了，但后来尽管上了盘青椒肉丝，他也甘之若饴”。这也很正常。娱乐圈如同冲浪，都会面对潮起潮落。蔡康永似乎比任何人更懂得个中真意，用带有禅意的话来解释，“当任何人告诉你是本周的收视冠军，你要想到下周就不是了；当看到收视率攀高就放鞭炮，意味着明天要扫鞭炮”，听上去比一个典型的生意人更懂得起落沉浮。

最终，《康熙来了》的生命力一再延续，甚至打破了蔡康永自己“一档娱乐节目只能存活两三年”的行业判断。对于海峡对岸的这些本土电视节目而言，如何完成持续盈利的商业使命，台湾娱乐节目也成了最合适的他山之石。东方卫视一档财经谈话节目在开播之时，还曾以“内地财经版《康熙来了》”为噱头宣传；而更多以芒果台为代表的娱乐节目更不无“康熙”的影子。

追溯起来，蔡康永入电视这行，多少有些跨界。编导专业出身的他，毕业后曾短暂做过电影制片，后来还担任过《GQ》台湾版的主编。他始终透着几分上海人的伶俐，那是个更久远的故事——父亲曾经是1949年上海开往基隆途中沉没的太平轮的船主，后成为台湾知名律师。出身名门的蔡康永，正是拿着父亲的朋友胡金铨的推荐信到美国读书。

“但如果有人因为我的学历或者写作把我想像成一个不在乎商业的人，那显然错了”。在好莱坞的氛围当中，他谙熟美国的商业精神。“在U-CLA念电影研究所时，同学讨论的都是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每个负责任的老师都是制片界退下来的老将，没有一个老师会鼓励学生去拍自己梦想中的题材而不管观众是否愿意花钱去看。我当时所受的训练，与其说是拍电影，不如说更多是如何用娱乐的方式去赚观众口袋里的钱”。

这种专业的娱乐训练，使得这个王牌主持人在后来做电视时也延续了这种思考方式。“就像做《康熙来了》这种谈话节目，必须环环相扣，不能因为电视观众不用买票，就松松垮垮地做节目。你要时刻考虑，观众为什么留在这台，而不转别台。如果这五分钟很平淡，观众就走了，再也不会回来。正因如此，《康熙来了》不会是一个不在乎商业的人可以做出来的节目”。

无论如何，蔡康永都是个成功综艺节目的代言人。他曾经说过，做主持的成就感，我几乎都得到了。或许因此，尝试了众多事情的他，依然决定继续改变。他为自己设想的另一重身份是渐渐成为退居幕后的创意者，而不单单以一张主持人的面孔被人记住。

这两年间，蔡康永在台湾开始运作一间名为“海滩娱乐”的文化公司。如今的他已经能够理性、冷静地用一套商业语言谈论 “为股东负责”，“这间公司的股东都是台湾的实业家，他们的产业在未来也会和娱乐有关联，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蔡康永会在公司中承担所有与创意相关的工作。“这间公司表面上会有一些传统项目，比如拍电影和纪录片。但你要知道，一个中国人拍中国和一个英国人拍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正是试图以西方人的视角来拍，而且会结合一些新媒体的手段”。

对于做生意这件事，他也从容地在向企业家们补课，“学到了很多，一开始就可以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起步”。最触动他的是这个领域中的人对执行力的关注。这与曾经的一段往事对比鲜明。当年他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和电影圈的人过从甚密，“一个晚上可以听到七八个迷人的故事，但两年过去了，故事还是故事，没能拍成电影。一代有才华的人就这样老去了。如果在商业领域，这简直是灾难”。

在他的构想中，如果“海滩娱乐”未来拍摄电影，也不会遵循这种路数。“对股东而言，一部电影如果能发酵出周边效应，目的就达成了——如果是让所有参与电影的新人都得到知名度，经纪部分就会有收获；如果是为了推广一款新游戏，收益与成本打平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清楚做这件事的原因，究竟是掩护别人的战场，还是本身就是主战场。”

荧幕上的蔡康永插科打诨，无所禁忌，但同时却将细腻柔情的一面展现于作品之中。这也为他带来主持之外的名誉和热度。尽管他认同写作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但也试图追寻广泛的读者。他甚至会在书店里观察，最近排行榜上的畅销书是什么，它被陈列的位置，封面如何装帧，广告词怎么写的。“这是策略，也是乐趣。你要知道别人在干嘛，整个战场的气氛如何。我想罗琳在写哈利·波特的时候，也不会希望只有20个人读她的书。”

　访谈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你到大陆次数日益增多，感受到大陆的综艺节目和台湾有哪些不同？

蔡康永：台湾比较好玩的是，发挥构想时天马行空，很少听到会有刻意的要求，但预算上受到很多限制，想了很多不能实现是常有的事情。在大陆，商业不会成为问题，但创意上有很多阻力。两边走向不同的极端。

经济观察报：谈到创意，大陆综艺节目似乎往往呈现为台湾或者欧美节目的翻版。

蔡康永：这也是电视圈的惯例。原创从来不是娱乐业的精神。好莱坞从第一部电影出现，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说故事”，而不是 “说什么故事”。这是必要的成长过程，大陆的成长速度只会更快。

台湾看不到大陆的综艺节目，偶尔参加一些节目路演时感觉到：大陆娱乐业的人分工很细，他们可能演戏、做音乐、主持、播音，有时别人不认为他是个娱乐业人士，而是个专业的表演者。所以我可以理解内地人总称艺人为“某某老师”，有个专业身份。台湾、香港是不会称艺人为老师的，他们就是明星，来娱乐观众的，没有“老师”的教化成份。成龙、刘德华的电影绝对是娱乐观众的。大陆在这件事上先天不一样，这就会造成娱乐业产生两种人：把自己当作娱乐的人和把自己当作老师。他们相遇时气场就会有差异。

这就是不同，他们可以把场子交给我，但这个场子依然不是我的。我可以比参加过的人轻松很多，现场问观众：如果你男友做入殓师这个工作，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在我看来，这是最有意思的环节，让看电视的人能够投入。而不会讲1950年的时候，作者写了一部小说，重述那些资料。电视本身有限制，不是可以负担那么多资料的媒体。

经济观察报：《康熙来了》在大陆有点像美剧的传播方式，是一种地下的隐秘流行。你事先有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追捧？

蔡康永：这是最妙的事情，完全是无心插柳。台湾做节目必须非常关切收视率，才能生存下去。“康熙来了”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在台湾电视市场的表现好，它不是一个不在乎商业的人可以做出来的节目。如果没有“康熙盛典”演唱会的话，可能感受不到我和小S在大陆的热度。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对媒体说，一档娱乐节目的寿命大概是两三年。现在看来《康熙来了》似乎打破了这个定律，而且还衍生出像“康熙盛典”这样的巡回演出。你认为成功的关键因素何在？

蔡康永：做电视和电影不同。《康熙来了》唯一的特质是，这是我和小S的风格创造的，别人无法取代，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就不会存在，并非是我找林志玲，或者她找吴宗宪就可以。这样想就单纯很多，只要我们愿意做就会有无穷花样。

经济观察报：台上的蔡康永和台下的你差别大吗？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时在扮演蔡康永这个角色？

蔡康永：看“康熙”的人都知道，我对很多事情看不惯，讲话冷言冷语，语带讥锋，也不相信很多事，对人充满疑惑，那些都存在于我的访问中。这些都使得我成为一个很善于提问的人。一个平和、信赖任何人的人，不可能当主持人，他甚至不适合传教，传教的人都应该对人有不信任感，才能讲出令人最困惑的事情。一个充满怀疑的电视主持人才是称职的。

电视上我好像对明星感兴趣，如果是私底下，我会认为不用知道这些事，他离婚、堕胎、整形，都不关我的事。但是在电视上我会问，因为观众想知道，要替他们问出来。这是职业。其实很多时候极度相反，生活中的我反倒觉得平常人很有意思。我可能对一个从我车前走过的老太婆，或者背着书包的小女生更好奇。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怎么评价《康熙来了》？

蔡康永：无论如何，当人们后来提到中国电视的时候，《康熙来了》一定有个位置在，尽管它的位置会很古怪，流传于地下、引起一时风潮的；在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中，多少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或幽默感。这些没什么好谦虚或闪躲的。所以对我来讲，人生中留下一个经典，没有压力了。现在我做“海滩娱乐”，并有幻想将作品拍成经典，它可以仅仅是一个商品。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大陆的综艺节目非常蓬勃，你怎么看这种变化？台湾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发展路径？

蔡康永：社会一定会到这一步，人会很在乎自己的快乐，当偷菜、男女明星八卦占据人们的大量思考，就不会想别的事情。这一方面是时代带来的幸福，不为温饱而忧虑。但很多人也会有抱怨，真正重要的事情没人在乎吗？这就看你怎么定义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在台湾做任何民意调查，明星的声望都会高过政治家和企业家，有些人会觉得这太离谱了。那些有机会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都被忽略，明星还排在前面。娱乐会有很强的诱惑力，就和食物一样，最美味的不一定是最有营养的，但你还是会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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