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这始于1974年7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才广泛传开。

　　不过，这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称“四人帮”，漏掉了重要人物康生、谢富治。尤其是康生，他在“十年内乱”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仅次于江青，是极其严重的。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挑拨离间，阴谋陷害别人。曾经有不少同志检举他可能是叛徒，是带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任务，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共产党的。但经过中央纪委章蕴同志所领导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没有查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此事，所以没有作这个结论。但可以肯定，康生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家伙。二是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共同搞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并不是1974年才开始的，而那时王洪文还没有冒出来。三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究竟怎么个算法好。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比较符合实际。

全文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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