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江青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也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有时候，我到京西宾馆参加文娱活动，因为有的同志知道我是审江青的，总有三三两两围着我来询问。 
 
  凡是有关案情的，我都“无可奉告”，因为还没有结案、定案，但对于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我还是予以说明。

　　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法西斯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跟“四人帮”一样，搞那些败坏对方形象的小动作。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林彪是另一个集团的罪魁祸首)，他的罪行，绝不止于直接诬陷了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大量的干部群众的被批判、被斗争、被抄家、被打伤打残甚至丧失生命。江青提出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

　　在武斗中，双方使用了铁棍铁杖，大刀长矛，冲锋枪手榴弹，大炮火箭筒，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军舰。武斗中虽未使用飞机进行空战，但用飞机撒传单进行煽动的事是有的。武斗造成了大批人员的伤亡。“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打“黑帮”。“黑帮”就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于是，各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县、区、乡，各部、委、办、局的系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每一个小单位，都按照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如法炮制。从文化、文艺工作人员中抓出一大批“三家村”“四家店”，当作“黑帮”来批判斗争。平时喜欢说点怪话的，对党委、行政领导有点意见，贴了一张两张大字报、小字报的，甚至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向上级写了书面意见的，一概被包括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接着又是主要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瞬之间，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不包括陈伯达那样派到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把各个单位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几乎通通打倒、打瘫痪了。不管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也好，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建国时期的干部也好，一个一个都要“过刀”，被送到“牛棚”关押起来，随时接受批斗。再后来，又说派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工作组的领导人又挨批挨斗。当然像陈伯达那样的“中央文革”组长，不在其内。紧跟其后，就是在所谓批判“反动路线”上发生意见分歧。你说我是反动路线，我说你是反动路线。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拉帮结伙，三个人五个人也搞个战斗队，要求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席位，甚至“夫妻店”也开了起来。

　　这个时候，已不只是批斗领导干部了，形成了群众之间的互打互斗，打砸抢抄抓，抢办公室，抢大楼，抢广播站，抢地盘。每个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最最“革命”的，而“革命”，就在批斗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坚决性”和“残酷性”上表现。“中央文革”把持下的各种舆论工具，往往为搞阴谋而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宣传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老人家早在二十年代说过的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话搬出来。于是，遭到批斗的人被戴高帽子，从纸帽子变成了布满铁刺的帽子；挂黑牌子，从纸板制作的黑牌子发展到挂暖气片、大铁板；从站着弯腰接受批斗，演化成坐所谓“喷气式飞机”。私刑拷打盛行，刑讯逼供成风。

　　再后来又刮起了一个抓叛徒特务的风潮，许多过去在国民党监狱、法庭上大义凛然，革命气节直贯长虹的同志，由于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和集中营，跑了出来，或者被党营救出来，却一律被当作叛徒批斗。许多在革命战争中被俘过的同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未暴露，仍然被整得死去活来。过去在敌人的搜捕、围剿中幸存下来的同志，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千方百计地要捕杀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几十年之后，完成了敌人未了之宿愿。说是要抓间谍特务，就把做过外事工作的，与外国人有来往的，懂得外语的，都作为追查对象，有的被逼死逼疯，有的遭刑讯毙命，有的留下终生伤残。

　　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有的国际友人，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承受着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参加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竟然也遭到残害。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在被隔离审查中，我们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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