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解决。我们不仅在谈话时，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一些，晚上要注意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当局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对此都表示感激，党一方面对他们在生活、学习上关怀、照顾，另一方面也痛恨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但总是设法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向他们说明。例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鲜奶还不能立即解决，我们即向她作了说明。

　　然而，对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则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扩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六平方米，我们则告知她，这办不到。 
 
 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电灯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们则告知她，这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克服。对于她扬言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则坚决予以批驳。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

　　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也有人认为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猾，万一他们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说毛远新可能当他们的头子。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汉高祖的吕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则天一样，她和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篡党篡政的夺权活动的。其他人在那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询问和大量事实的印证，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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