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风街”到“兴隆街”——贾平凹小说新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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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风街”到“兴隆街”——贾平凹小说新变解读

传统的以故事和情节刻画人物，同时又以人物来带动情节发展的方式。小说整个故事是以“刘高兴”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角，叙述视角因此而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极为简单的故事情节，两三个简单的人物，构成平实流畅的文风。
　　《高兴》在语言与结构上一反《秦腔》的繁复，显得简洁而灵动。活泼有趣的、直白口语化的叙述，读来活灵活现，生机盎然。这是《高兴》的不同凡响之处。巴赫金说，“词生活在自身之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实指向中。”假如“词”从“事物”这一指向里抽象出来，“词”就成了风化的干尸，变成一堆尘土。贾平凹拥有民间生活无比丰厚的气韵和情趣，就是“词”之外的“事物”。他对商州、西安地域文化特色有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感受与体悟。《高兴》对西安方言土语的纯熟运用，嬉笑怒骂、大雅大俗、通俗直白，不让人觉得低俗，反而内心的感伤更加难以抚平。《高兴》中出现了西安许多真实的街道名、单位名，只有在这种情景中，才能显出方言的自然与和谐。方言与环境的相得益彰，增强了小说的地方风味和真实感，更逼近原态生活场景，恍惚间使人不经意就走进那个真实的世界。
　　《高兴》比《秦腔》好读得多，之所以很好读，这与《秦腔》摈弃了以人物、情节和故事为主要因素的传统结构大不相同，贾平凹将传统的白描手法在《高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其简单素朴的描写中寄寓着真挚沉痛的情愫，弥漫在字里行间那淡淡的忧伤和迷茫，幽默、机智、风趣。贾平凹把处在城市边缘小人物内心的雄健和强悍传达了出来，又把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和盘端出。城市在贾平凹的笔下展现出被繁荣遮盖的一面。《高兴》着眼于揭示从农村废墟里走出来的人们，猝不及防跌入更为可悲的迷惘、焦灼、困顿当中。这种洞明与体察，内省与宽阔，奠定了《高兴》欣悦而又沉重、无奈而又悲伤的审美特质，给人一种全新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三
　　从《秦腔》到《高兴》，在贾平凹的笔下，清风街、兴隆街不再是一条寻常的街道，而成了贾平凹安妥破碎灵魂的审美实体，成为故事的发生地。清风街、兴隆街有着与人不可分割的体温与心率、血脉与灵魂。贾平凹抱着悲悯之心，与他笔下的人物灵犀相通，荣辱与共。在《秦腔》里，一幕幕纷繁芜杂的生活场景，一幅幅鲜活摇曳的人物镜像，农民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在清风街上演。《高兴》讲的是西安城墙下兴隆街上刘高兴难以抗拒的宿命人生，顽强、艰辛、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秦腔》和《高兴》是贾平凹在清风街、兴隆街上演的“两台大戏”，拉开大幕，贾平凹用两种板式来唱“大秦之腔”，《秦腔》是“慢板”，属于苦音腔，撕不断、扯不尽的是幽怨沉缓，暗藏着一种无尽的悲凉，腔速徐缓；《高兴》是“散板”，属于花音腔，简捷明快、激越有力，行云流水般痛快、酣畅。“清风街”、“兴隆街”成了陕西乃至中国农村、城市的缩影和象征。
　　从“清风街”到“兴隆街”，贾平凹的小说一直在不断变化，不变的是他用文字拷问、审视现实的责任和良知，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的尊严的叩问和审视。《秦腔》写了土地上的农民，《高兴》则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贾平凹一步一步地竭力进入生活的深层，由一种叙事意识发展成一种精神救赎意识。超越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注，走向精神和灵魂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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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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