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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５人组成。
原告人李克农代表政治保卫局提出公诉。
李克农拿着《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缓慢而有力地念着：
“……季振同、黄中岳……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
听到这里，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怔，忍不住喊了起来……
但他们立刻就被制止了。
李克农继续缓慢而有力地列举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罪状：
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在汀州设立反革命的联络机关；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
整整一个上午，都是李克农的起诉。
下午进入审讯程序。
“反革命主谋”季振同当然是第一个。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田共之等等，大约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要起这么多化名、别名？
这……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不！我只是想出国考察，没有任何拖队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那些信件大多数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我也都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
……
黄中岳第二个受审。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发了一些牢骚而已！我说了一些风凉话，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顶的房子多，这就能算反革命吗？
你拒不承认，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一军团明目张胆的想吞并15军，跟富田事变一样。毛主席只想要团以下军官，中上层都不想要，除董振堂、赵博生外，最大的就是副团级的苏进了，苏进能活命还是跟毛主席亲自谈话得到毛认可才留用的。而且中下级军官大多差遣到红军学校教书，没有带兵权。当然被杀的几个中高级军官，也是咎由自取，发牢骚太多。只有季振同比较无辜。）
……
所有的程序，其实都不过仅仅是“程序”而已！
８月４曰下午，临时最高法庭宣判：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８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一切财产。法庭甚至宣称：
“判决是最后的，无权上诉。”
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送到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审批。
中央政府毛主席、副主席项英一致认为判决过重，他们毕竟是宁都兵暴的功臣呀！
８月１０曰，、项英共同签署了中执委决议：
“季、黄虽为此案主谋者，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１０年。张、肖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８年。”（其实季振同等人的命运比起被攻击为改组派的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还好得多，李明瑞是被红七军政委葛耀山指使手下连长当场打死。）
数日后，季振同等从谢屋排监狱转到了瑞金九堡收容所。
九堡收容所由两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另有赤卫队层层把守。
季振同、黄中岳均为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战士说说话。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光明。
他们自然期待着更加光明的那一天到来：彻底平反。
１９３２年在他们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１９３３年又在他们度曰如年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１９３４年的春天和夏天同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１９３４年的秋天带着逼人的寒气匆匆而来……
中央苏区的第５次反“围剿”失败了。
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叫“长征”的大撤退开始了。
一个严肃的、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
一批在押的“ＡＢ团”和“反革命”怎么办？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执委颂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应当采取坚决迅速的办法去反革命！……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土匪团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
季振同、黄中岳那时被关押在麻田收容所。离中央红军集结西去仅十余天的一个下午，他们被从收容所提出，押到了瑞金石角下和于都上湾交界的梅子山。
在梅子山谷深林密的腹地，国家政治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的刑场。
当同为３１岁的季振同、黄中岳在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下磕磕绊绊走进深山之中时，他们已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着，直至在一个深深的大坑前被喝令站住时，他们才突然双泪长流着哈哈大笑起来…… （想起王实味之死，也是解放军从陕北败退时仓促处死。）
自古燕赵多壮士。
季振同正是河北沧州人。
季振同出身富户。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一改富家子弟的阔少旧习，以一腔热血参加了冯玉祥的“模范军”，接受西北军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仰慕冯玉祥的军人气质和艰苦之风，时时处处按着冯玉祥的模式锤炼自己，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佼佼者。他性情剽悍，为人豁达，好交朋友，同情革命，更兼一身高强武艺，枪法、马术、跳阵、劈杀、格斗、擒拿、飞射等，列不精通。一次，冯玉祥与苏联顾问在丰镇驻地视察部队训练，季振同的马术令苏联顾问赞叹不已：
“了不起！这种骑术在哥萨克也不多见！”
冯玉祥对季振同更为赏识，破格擢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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