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行吟长征路》，将七十年前红军长征的壮举用新诗重述了一遍，具体而全面，且真正是以诗意的当代语言展现长征的伟大和壮丽，这恐怕是新诗史上的第一次。这里的每一首诗，篇幅都不算太长，但是，当它们按照一定的序列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部完整的关于长征的整整一本诗集时，它又称得上一首长诗——一首和长征等长的诗歌，起点：江西的苏区——这由中国革命的历史选定。黄亚洲写道：“中国的火焰要向西北流动/以岩浆的形态”，悲壮的诗句开始了这一次语言中的长征。而长诗的终点是延安，“两万五千里水/两万五千里山/两万五千里血/两万五千里汗/一个句号，如今/圈在延安！”当黄亚洲一路走到写到延安时，他的诗歌语调变得异常兴奋，他几乎不加考虑新诗异常重要的形式了，一支狂放的笔完全放任了自己的情感。很明显，黄亚洲将整部诗集的一个惊叹号安插在了延安的宝塔山上。这是红军长征的高潮部分，也是这部歌颂伟大长征的诗集的高潮部分。然而，正如延安延续着未来一样，当诗集的最后，黄亚洲写到“延安的女书记举杯之时”，一种明确的当代感在他的诗歌里再次出现。再一次，黄亚洲以明明白白的诗句，表明了一个当代诗人的在场。这部关于长征的诗集，整体看，并不亚于一部长篇叙事诗。它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更有惊心动魄的细节和事件。而其中的人物、事件都是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就单篇而言，哪怕黄亚洲描绘一个具体事件，甚至也会动用他叙事和编剧的才能，毫无例外地带上浓郁的抒情。在具体的写作上，黄亚洲是最会找准视点的一个诗人——这个视点，在黄亚洲的诗歌中，可以是周恩来的胡须、毛泽东的担架、邓小平头顶的一颗星、贺子珍的第十八处伤口；也可以是乌江之“乌”，赤水之“赤”，炊事班长脸上锅底一样的黑和周围雪山耀眼的白……这些诗，每一首的切入点都不大，但是刀口锋利，刀法玄妙，刀刀直抵事件的核心。黄亚洲喜欢描绘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又不会一味地从大到大，而是小处落笔，小中见大，弦外余音，尽量做到一首诗内在的惊心动魄——他的语言机智之极，并且总能够出奇制胜，以达到惊心动魄的效果。有时候，这效果，是诗歌语言制造出来的一个小小奇迹——
神甫献出一张地图
洋手指，一路点着中国的地名
却一路读着法国字母
肖克听懂了，他知道
几天以后，这些地名就将由枪声和鲜血
重新拼出 《征途中，一个神甫》
说到底，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黄亚洲的语言特别是比喻的妙用，总会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很多诗歌里，黄亚洲是依靠这些充满灵性的比喻来构筑一首诗歌的，这几乎成为了他的一项专利。
诗人在创造一个奇特的比喻、结构一首诗歌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洋溢着来自语词的快乐。语词，尤其是比喻，是另一个现实，是另一种更其诗意的在场。黄亚洲的比喻，天然地带上了他本性中的豁达
——即使面对残酷的战争场面，他的笔端仍然有着豪迈的基调。在这些长征诗歌里，作者对细节对修辞的重视显而易见。可以说，他一如既往地在发展着他的修辞，他的言说的功能。或许是题材原因，这一次他特别沉醉于惊心动魄的细节描写——有意思的是，在叙写真实历史的时候，黄亚洲并不排斥在诗歌中加入适度的虚构。比如，毛泽东的烟蒂——我相信它只是诗人的一次创造。
毛泽东在安顺场只住了一夜
他离开的时候，手一挥
把烟蒂，揿熄在
石达开五花大绑的木柱上 《安顺场，强渡》
有使命感的诗人的作品，一定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又会和历史奇异地交汇在一起。我们不难看到和理解作者诗歌里出现的这样的句子：“漩涡认出了七十年前的勇士/我看见了七十年前的火焰”（《泸定桥之二》），这已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是历史与现实异质混成之后出现的另一种力量，另一个重力，另一个场，是诗人在场的见证。
何谓在场？比利时批评家乔治·布莱的说法：“一切在场都意味着对存在的一种显现。仿佛确定的现实的一种涌现，本质似乎借此在它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中安身立命。它在，并在其所，证实它的在场。”布莱《批评意识》一书，专章论述批评家阿尔贝·贝甘的在场理论，贝甘有一次论及法国大诗人克洛岱尔时说：“诗人的语言坚实，充满着尘世间物的滋味。令人愉快的、坚实的、在其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