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不同，大家讲的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过去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作风。而华国锋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晚期的错误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胡耀邦深刻地指出，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显地表现了华国锋对待毛泽东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华国锋真的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当坚决支持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事实恰好相反。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党内外同志用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强烈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进行拨乱反正时，华国锋、汪东兴竟出来对这场讨论横加责难和压制。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华国锋还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并且找人谈话，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还批评了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在全国是最后表态的。他用各种办法，企图扼杀这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事实表明，他们是搞实用主义，有利于他们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

(三)在组织上，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小班底。

华国锋拖延和阻挠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很突出的。例如，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叛徒集团案”，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提出这是错案，应予平反。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多次，华国锋就是顶着不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平反。

华国锋长期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他主要靠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还有李鑫、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和李鑫，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纪登奎和郭玉峰。这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种方法。

(四)在作风上，华国锋热衷于搞双重的个人崇拜，一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二是树立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他以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甚至在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出“少宣传个人”的决定以后，1980年6月还在继续搞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访问日本归来，从上海到江苏竟兴师动众，搞夹道欢迎、专场演出，把江苏全省一百多个县委书记集中到南京，既不研究工作，也不讲话，就是为了同他一起合影留念。他在南京街头出现，还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弄得中小学生放学后不能回家吃饭，饿得哇哇叫，影响极坏。中央纪委认为，这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6月30日至7月4日，他到大连5天，不仅报纸天天套红大肆宣传，而且刊登大量照片、题字。5天之内，他题字7次、题词2次。关于照相，报道说：

“华主席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要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一提出来，华主席总是有求必应，和大家一起欢快地拍下难忘的镜头。”

在搞个人崇拜问题上，华国锋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只画圈，不表态。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似乎华国锋也讲过要少宣传个人的话，还以为他很谦虚，其实不然，少宣传个人是胡乔木提出来的。由于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胡乔木在大庆就看到许多地方钉了铜牌子，上面写着华国锋某年某月到此视察，到处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有华政委”。胡乔木感到太不像话，才向中央建议要少宣传个人。胡耀邦从爱护他的立场出发，劝他自己讲讲少宣传个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讲了那么几句，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正。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学员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华国锋在1979年1月16日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

这表明华国锋没有制止对自己搞个人崇拜的决心和诚意。当时王立本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他在学习期间怎么“照此办理”呢?应该写一封信请中央转发照办。

胡耀邦接到这封信以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指出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

(五)在经济上，对1977年、1978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负有重要的责任。

在经济上，华国锋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他把未经论证、平衡、反复研究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纲要草案，贸然提交]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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