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前进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我们党对于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成为拨乱反正的严重阻力。

华国锋的错误

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1976年10月以后，在许多方面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的方针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沿袭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由此产生了拨乱反正与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政治上，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恢复邓小乎工作和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上。能否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引上正轨的严峻考验。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当即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1977年1月，李冬民和十多个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北京市委领导人却罗织罪名，将李冬民逮捕，搞了个伪证，把这一案件罗织成“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的假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假案才得到平反)，并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那时，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理所当然地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老同志代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不顾华国锋的阻挠，在会上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他们还说，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觉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这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这些义正词严的发言竟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其次，还表现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的态度。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以前，邓小平曾对华国锋授意起草的政治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原稿中讲述党内走资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唯生产力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等问题统统删去。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中继续沿用并加以系统发挥，照常宣扬。十一大代表中的不少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中的这些错误论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坚持他的这一套错误看法。

此外,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上的讲话、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在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表的专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里，都表现得十分清楚，证明他是一直沿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的。

再次，追查政治谣言。1977年1月20日，辽宁省委电告中央，在旅大市委、市革委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其中有的批了吴德、陈锡联、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也有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还有两幅大标语，其内容一是“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二是“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这只不过是表达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而已。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对此大字报、大标语要加以覆盖，对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