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知己又知彼

　　 西北野战军也高度重视军事情报工作。司令员彭德怀固然以打硬仗著名，可他在陕北只有3万兵力，要想打败胡宗南的23万大军，一是靠陕北的老百姓；二是靠情报工作掌握敌军动向。

　　 延安的边保情报系统在敌营中建立了多部密台。最为成功的是吕出情报组，曾经同时掌握三部敌军电台，直接与西北社会部电台通联，报来大量机密情报。胡宗南发给军长的作战电报，彭总手边总是先有一套，他比国民党的师长们知道得还早。1941年年底，胡宗南委托自己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培训一批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人员。王微在西安的黄埔七分校举办了一期训练班，吕出就是这个班的学员。1942年年底，这批学员被分配到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电台工作。部队非但没有上前线抗日，反而去包围陕甘宁边区。吕出每天抄收新华社广播，从中获取共产党的情报，也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越来越反感。1945年11月，吕出随副长官高树勋起义。解放军部队将吕出送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布置他秘密打入西安国民党部队。1947年6月，凭借西安通讯军官训练班的同学关系，吕出进入胡宗南通讯总团，他与老同学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高健等七个年轻人建立秘密小组，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胡宗南打算派遣特工电台潜入边区，高健和薛浩然便乘机请战。薛浩然成了情报台台长，经常在西安与边区间往来，可以顺顺当当地与边区保情科联络。高健则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西安绥署二处的“派遣特务”。1949年1月，他带着两只大箱子进入边区的韩城。箱子里面有先进的英式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各一部；绥署二处密码本及机构设置、各级负责人简历；绥署二处在边区周围10个情报组、电台的负责人名单、地址；胡宗南总部机要室的人员情况和工作制度；总部通讯团以及各军、师电台的编制情况和呼号、波长、联络时间；西北国民党军队通讯用暗语、密码；西安党、政、军、特首脑姓名、地址、内部电话号码与城防工事图等等。彭老总大喜，面前的敌人，对西北野战军总部来说，已经无密可言！

　　 边区保情科专门建立一座电台，由长征时期的报务员周世朝任台长。国民党军队的三部机要电台，直接与延安联络，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到延安。国民党在西安的监测电台有六十多部，却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电台发出的电波。边区保情科的张继祖每晚守在电台前，译出电码后，写成“密息”报告两份，一份送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一份送西北局习仲勋书记。胡宗南撤离西安后，企图经秦岭往四川，相机进入云南边境地带。西北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要求胡宗南留下，共同卫护西北。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胡宗南夺回西安。胡宗南命令裴昌会兵团反攻。兵团的反攻部署当晚又被吕出电台报到延安。解放军准备了两周之后，敌军才开始行动。此役解放军以劣势兵力歼敌43000多人，马家军退回甘肃，解放军连克宝鸡、兰州。胡宗南见西北野战军主力进军甘肃，关中兵力空虚，企图反攻宝鸡。这个计划又被密台报告给延安。解放军两个师提前隐蔽在秦岭的深山密林之中，一天歼敌13000人。

　　 傅作义中了“空城计”

　　 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驻扎在绥远的傅作义就成了延安的当面之敌。贺龙的晋绥军区、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会攻战略要地大同，傅作义一面派人去解放区和谈，一方面派部队奇袭集宁，迫使解放军撤大同之围。10月，傅作义又声东击西，开进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遂被奉为国民党的“中兴功臣”。

　　 这些成功，使傅作义十分得意，他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讥讽解放军：“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中央日报》全文刊登这份公开信，大字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但傅作义有所不知，为他起草这篇檄文的大秀才阎又文，竟也是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期间，阎又文一直忠心耿耿地支持傅作义抗战，逐步升任傅作义的随身秘书、新闻处长。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果然，国民党军队很快处于下风，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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