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外国人也多了，旅游发展了，人越来越多。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说这话的不是个别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於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是在讲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时讲了这麽一段话，前半部被整理成文件，即务虚会发给代表们的那份。後半部即上述这段话，没有整理进去。
乔木讲完，耀邦补充说：“昨天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五个小时，是交谈的方式。”自然华国锋也听了“二胡”谈的情况和意见。耀邦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在务虚会第一段结束不久，乔木又把一个外国人来华参观後写的“意见’推荐给华国锋看。“意见”说：“毛死後，调整政策是正常的，但不要越过一个框框，毛就是最大的框。毛代表一个时代，否定他，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中国是一条大船，转得太快，可能会翻船。”华看後说“好”，并转批给全党。可以看出，乔木的用心是很细的。
乔木在这段时期的观点和态度，应该说是明确的。在他看来：三中全会存在著否定毛主席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必然导致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还要继续发展。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很大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可以说，这是当时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都还没有看到和提出来的，也和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特别是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旨大相径庭。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後，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种种责难他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处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l）“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2）“（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处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其实，对於这两条，耀邦在闭会时曾多次打过招呼。因此，耀邦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有点不愉快”。
对於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慌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麽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从总的讲，两年多以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思想有新的活跃，天安门事件不是很活跃麽。现在有更大的活跃。三中全会後新的解放，新的活跃。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著慌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耀邦回答是：“粉碎‘四人帮’後，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银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总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请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著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当一些人如泻如注地谴责新闻媒体时，耀邦这番充满理解、关怀，充分肯定，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的话，令新闻工作者感到无比的温暖、慰藉和鼓舞！耀邦的评价，为建国以来新闻工作这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画上了一个应有的圆满的句号。
对於怎样看待这个时期的青年动向——也是一些人攻击三中全会和务虚会的重要“靶子”，耀邦也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许多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已有回忆和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原载《怀念耀邦》第四集，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