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处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l）“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2）“（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处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其实，对於这两条，耀邦在闭会时曾多次打过招呼。因此，耀邦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有点不愉快”。

对於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慌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麽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从总的讲，两年多以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思想有新的活跃，天安门事件不是很活跃麽。现在有更大的活跃。三中全会後新的解放，新的活跃。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著慌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耀邦回答是：“粉碎‘四人帮’後，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银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总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请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著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当一些人如泻如注地谴责新闻媒体时，耀邦这番充满理解、关怀，充分肯定，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的话，令新闻工作者感到无比的温暖、慰藉和鼓舞！耀邦的评价，为建国以来新闻工作这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画上了一个应有的圆满的句号。

对於怎样看待这个时期的青年动向——也是一些人攻击三中全会和务虚会的重要“靶子”，耀邦也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许多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已有回忆和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原载《怀念耀邦》第四集，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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