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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上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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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作为被金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和余韵，是色欲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很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肢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意思。
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勿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寻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外交部长，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分，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容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诗意的快食么？像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狭小公寓里，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监狱里的一间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同性恋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恋证明人类是值得同情的。这种现象的增多，只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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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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