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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殉葬品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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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将姚文看成学术问题谈了自己的观感，记者当然大失所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姚文的背景和上海与北京两个阵营之间较劲的内幕逐渐清晰之后，关锋才恍然大悟，迅速加入了江青、姚文元的阵营表态支持。1966年的第1期的《哲学研究》发表了关锋和吴传启的《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关锋指责吴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而“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日报》1966年3月19日予以转载。1966年第5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关锋在文章中指责吴晗“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196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关锋的这些大批判文章毫无事实地给历史学家吴晗上纲上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与江青在上海向北京中央发起的进攻。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中央的几位理论家、笔杆子门谈话，其中有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等人，关锋也身列其中，可见毛泽东对关锋这位“左派新秀”的重视。毛泽东的谈话虽然谈的是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注释问题，但是最最要害的却是关于刚刚发动的文革运动的看法。毛泽东说了一番画龙点睛的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杀机伺伏，表面上针对的是批判彭德怀，但矛头所向却是北京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 事后关锋负责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文，毛泽东的这段话关锋当然照录不误。当关锋将整理出来的纪要交给田家英时，田家英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话删去。纪要印出来后，江青对此极为不满，据说是关锋向江青汇报了此事，这也成为田家英日后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关锋是否是此事的告密者其实并不重要，即使关锋当时不向江青汇报，江青也一样查得出是谁“篡改了毛主席指示”，身为纪要起草人的关锋当然要向组织上如实汇报纪要的起草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发动他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毛泽东需要一个突破口，打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可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后台老板”——彭真和刘少奇， 四、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泽东 1966年4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该组组长，陈伯达则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为组员，这个小组成为日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基本班底。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则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姚文元。这个小组直接隶属于毛泽东，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关锋此时跻身文革小组，俨然就是中央首长了。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首先仰赖于毛泽东的垂青。60年代的中国虽然政治形势已经很左，但是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者却还不多，很多人不知道文革的来头，更不知文革目的何在，不少人心存观望，即使出面批判几句“反动路线”也未必能批到点子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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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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