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津门媒体，然后北京媒体加入：报纸、杂志、电视台……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于是采访变成了群访。高潮是在整个春节前后，从崔永元的《小崔说事》开始，各家电视台的各个栏目轮番出动，凤凰卫视甚至给他连开四场《春节相声专场》。当下的郭德纲，也许只能用“红得发紫”来形容。
还是元旦时节，记者赶到后台，后台早就一片繁忙景象，有老先生在一起聊天的，有演员整理着行头的，有即将上场的搭档对嘴的，有机灵的徒弟来回联络的……
我们的低调的、好脾气的主人公，已经被北京的好几家著名媒体带着话筒、摄像机，层层包围、堵截、追击。甚至有两家媒体因为争彩，爆发了局部的PK。郭德纲赶紧地、见缝插针地打电话说事儿，电话线一收，回头脸上又一个深坑：你们商量好了吗？
于是乎，扇动着金刚不坏的嘴皮子，兢兢业业地回答问题，采访间隙，还时不时和陆续到来的老先生打招呼，“来了您呐”、“辛苦您呐”，“这衣裳可真美！”，也还不忘交代徒弟“告诉小三去，前面活压着点”。有眼力架的小学员热情地递上凳子，不敢怠慢了师傅的客人。
某著名媒体的著名记者听着听着，简直要哭出来声，原来郭大红人接受采访的次数实在太多了，讲的段子都是大同小异，而主编发话了，要做15个P(页码)啊——这可如何是好！郭德纲也体贴地说， “以后干脆我录盘磁带，记者来了一人发一盘，省得你们这么辛苦。”而舞台上，灯光早大亮，三四百号人挤满了台下，张嘴瞪眼，跟鱼儿等水似的，翘首盼着他出场，再爆一个满堂彩——小伙子人缘是好呐！
郭德纲端着大茶水杯，顺着嘎嘎作响的楼梯走上后台，短短的距离内，给助理交代了些注意事项。一家电视台的三个女记者非要和郭德纲合影，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满足了女士们的要求，轮番来。灯光一片咔嚓闪烁，旁边一位老朋友揶揄他，“她们站直了都和你一般高”，他接过话头笑道，“以后媒体的朋友们来了都得先量量尺寸啊”。顺着眼光方向正巧站着一位二次来访的高个女记者，他立刻接着补充了句，“看到没，像她一样，个子比我高的，坚决不让进啊”。所有的人都乐了。
在笑声中，郭德纲转身赶到前台候场，马上就是惯例的压轴了，主持人名字一报完，他和搭档于谦的步子还没迈，台下就已经叫好声一片。他迅速地整整长衫，手一摆，抬步上场了。
“今天人来得不少啊，后面还有那么多站着的朋友，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听，我心里真是感动啊。”几年前，他惯用的开场白还是，“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
天津小孩三进京
郭德纲是道地天津人，红桥区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父母都去上班了，常把他撂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当时剧场里，常有戏曲、曲艺各种演出。小娃子瞪了个骨碌眼，逮着什么看什么，这叫耳濡目染。说大了，就是从小“沐浴在艺术的乳汁里”。
小五是郭德纲的朋友，父亲是说评书的高祥凯，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就喜欢上了，说他面相好，是“上人见喜”。后来得知他也喜欢这一行，就开始教他说评书——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
之后，郭德纲为拜师求学，给高先生收拾过屋子，抄过从常九爷(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丰)那借来的内部资料“四大本儿”。连续三年，每天四五点钟起床，不管刮风下雪，顺着河边走到荒凉的西边，在那跑一跑，跳一跳，出出汗，练习基本功夫，出太阳了才歇息。评书、戏剧、曲艺、相声，什么都学，多累多苦，绝无懈怠(终于练就了日后对付媒体记者的嘴上功夫)。
“任何行当里，有唱主角的就有跑龙套的，全在自己用功不用功。得益于当年的基本功，才得以有今天的挥洒自如。”郭德纲说。
1980年代是相声的繁荣期，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里，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小孩子没怯场，但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然而有件事他一直记到今天，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郭德纲来说，那个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观众的鼓励。
1988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应考的郭德纲留下了，这是他第一次进京。当时是有些急功近利，“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但后来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人事关系冻结，他只能打道回府。
之后，郭德纲又来过一次北京，这次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呆了三四天，他无功而返。
1995年的秋天，郭德纲三次进京，只是为了不后悔。“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