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失败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革命之火在各个山头燃烧。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特别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各根据地都相继进入全盛时期。但在蒋介石集团基本统一了中国、集中全力围剿革命之后，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之火渐趋微弱。1934年10，赣东北根据地丢失。

敌强我弱，所以只能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并不能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根据地可以保护红军，但根据地也需要军事实力才能维持。一旦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则游击战和根据地都难以奏效。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是抗战开始后获得合法的自主的发展空间，红军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新十军军长刘畴西执行中央指示与敌人硬拚。方志敏与他商议：“能否改变打法，去打薄弱之敌？”刘答：“现在根据地范围缩小，强敌压境，到哪里去薄弱之敌？”方问：“敌55师、57师、12 师、浙江保安师这些不是弱敌么？”刘答：“从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看，他们也已变为强敌，同他们打，也同样要硬拚。”（石凌鹤、李希文、石蔚春，1990：156）硬打的结果又只能是失败。方志敏狱中反省说：“我们过于机械地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规定的战略。”但问题不是红军要死打硬拚，而是敌人找上门来打。蒋介石吸取了此前的教训，第五次“围剿”在战略上取攻势而、在战术上取守势，不是进山与红军绕圈子，而是凭借其兵力与资源的优势不断进占根据地，逼上梁山红军出来硬打。如果不机械执行中央战略，那就只有撤离根据地。总之不论机械与否，根据地是难以保持了，而撤走后的部队不但没有兵力与资源的优而且丧失了根据地的优势，很难说就一定能发展能壮大。

革命艰苦卓绝。一些高级领导人也都思考过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岗山时期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不全是悲观。彭德怀1959年回忆：“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李锐，1999：224）

革命有其普遍困境，但赣东北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内哄严重。在抗日先遣队内部，据先谴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后来回忆：由于主要领导人不团结，“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却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方志纯，1987：187）二是叛徒众多。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书记万永诚、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涂振农等先后叛变，后来的方志敏的被捕，就是因为他的警卫员出卖。红军长征后，在赣东北坚持地下斗争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等也当了叛徒。

11 死得其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