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主任在主持军校政治教育时，尤其注重向学员灌输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他亲自担任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本党宣言训令》这两门课，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他还常常与学员一起听课，参加集体讨论，采用多种方法，联系实际启发学员看问题、想问题的思路。
为了使学员能更多地接受革命理论的熏陶，熊雄主任还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鲁迅等人到军校作报告，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为了使政治思想教育有所成效，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黄埔日刊》，并通过定期举行各种讨论会、组织宣传队、参加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学员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
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的许光达大将在回忆中说道：“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刻苦耐劳的精神，……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鼓舞我们沸腾的热情，使我们一直打到武汉、南京、消灭了武器比我们优良、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吴佩孚、孙传芳，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使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造就了我们黄埔的光荣，震动了东亚。”
当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阴谋在军校未能起作用之后，又借北伐之机向军校师生发表了“临别赠主”，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熊雄主任立即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对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对蒋介石反共的险恶用心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反击。他在为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上题词道：“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指出了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和革命者应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清党反革命大屠杀。广东国民党右派紧跟其后也在积极准备清党屠杀。蒋介石此时并没有忘却莫斯科的“受辱”之仇，特别交代李济深千万不要放过熊雄。
4月14日上午，方鼎英接到李济深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去国民政府留守总部，说有要事相商。当方鼎英到达后才发现，房间里同时还坐着国民党后方中央党部书记朱家骅和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李济深皱皱眉头，将一份电报递给他，上面是蒋介石要求清党的命令。方鼎英看了电报后，并不感到十分突然，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济深板着脸，严肃地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多少?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
在一连串的询问下，方鼎英显得很不高兴，便问道：“根据电令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吧?”
李济深沉默了一会，点点头：“是的。” “既如此，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方鼎英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道：“不过我要声明一下。在去年决定北伐时，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即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人办理。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到五个月。至于熊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但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国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
听了方鼎英的这番话，李济深低头沉思，不置可否。朱家骅和钱大钧却显得极不满意。方鼎英知道他俩的心事，于是又强调道：“如果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你们就另请高明吧!”
方鼎英是蒋介石临北伐时，亲自委定的代校长，对他十分信任。如果不经蒋介石的同意，李济深断然不敢同意方鼎英辞职。况且，方鼎英在军校威信很高，何应钦那批教官基本上都离校参加北伐去了，现在军校里，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来代替方鼎英。李济深感到很为难，他考虑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同意了方鼎英的要求。
方鼎英回校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各单位国民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清党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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