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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六位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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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这个共产党的“党窝”争斗一番了。于是，他们不仅对政治部采取轻蔑态度，而且还经常无事生非，处处与政治部为难。李汉藩将此情况报告给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但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天下午，李汉藩(青军会负责人)前去领办公用品和宣传纸张。孙文学会骨干、管理处处长林振雄见是青军会的人，心里就不舒服，想故意刁难他。
“你们政治部领这么多彩色纸干什么?又不能当票子用。”林振雄拿起领物单，斜着眼左看右看，打着官腔。
李汉藩不想与他纠缠，便说：“过几天要开大会，我们要写些传单用。”
“什么传单?”
照理说，政治部是军校里的一级部，也算是管理处的上级机关。政治部的领物清单由自己签署后，管理处照单发放就是了，根本没有权力盘三问四。很明显，这是林振雄在故意刁难。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李汉藩不卑不亢地回答。
“什么政治部，老子不给又怎么地!”林振雄勃然大怒，随手就把领物单撕碎，扔在地上。
李汉藩哪咽得下这口气，上前就把林振雄的茶杯摔在地上。
林振雄猛扑过去，当胸给了李汉藩一拳，李汉藩即刻还了他一拳，俩人你来我往地打开了。几个回合过后，林振雄没有占着便宜，便恼羞成怒，趁李汉藩不备之机，拔出手枪朝李汉藩就是一枪，幸亏李汉藩机智躲闪，没有打中。林振雄打了一枪后，横下一条心，要致李汉藩于死地。正当他准备再次射击时，迅速赶来的几个共产党学生猛扑过去，打掉林振雄的手枪，将他摔倒在地，找来一根麻绳将他捆住，扭送军校禁闭室。
表面上看，这起事件的发生是青军会与孙文学会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则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军校里的较量。这起开枪事件在军校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屡次挑衅、捣乱，早就愤恨不已，强烈要求校方严惩打人凶手。
党代表廖仲恺放下手中军机大事，从广州赶到军校亲自处理这起严重的开枪事件。经多方调查核实后，廖仲恺在校务会议上作出决定：将擅自开枪打人的孙文学会骨干分子、管理处处长林振雄撤职查办。
开枪事件虽说平息了，但廖仲恺认为军校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政治部主任坐镇黄埔，领导全校的各项工作，把青军会与孙文学会紧张气氛和冲突缓和下来。他想起周恩来在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对学员的争端处理得十分得体，学员们也都敬重他。于是，廖仲恺数次电告蒋介石，要周恩来回黄埔主持军校工作。蒋介石复电说由于前方工作需要，周恩来暂不能回校。无奈之下，廖仲恺只好找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请他来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处理和解决两派的纠纷问题。
陈延年与廖仲恺算是世交了。当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在法国留学时，廖仲恺常常接济他们，就连陈延年回国的路费还是廖仲恺给寄去的。但陈延年此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工作刚刚展开，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实在是无法分身。于是，他不得不向廖仲恺说明原因，并答应另选其人。
中共广东区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包惠僧前去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于周恩来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未免，所以在这段时期里，军校政治部便有两位主任，即周主任在前方指挥战事，包代主任在军校主持工作。
号称“栖梧老人”的包惠僧，湖北黄冈人，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于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从事新闻记者职业，曾先后兼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常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夏，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他代表陈独秀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陈公博一起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他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工作于苏俄代表团资料室，并兼任中共领导下的铁甲车队政治教官。
包惠僧赴任前，廖仲恺专门约他谈了一次话，向他介绍了军校的现状和青、孙两派对峙情况，并要求包惠僧到任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努力消除两派隔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会议上争辩，也可以向校长、党代表、政治部反映听候处理。但决不能相互间冷言热语地吵架、打架。他还告诉包惠僧，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有权代行党代表职权，先处理，再报告。
谈话后，包惠僧向陈延年作了汇报。陈延年肯定了廖仲恺的谈话内容，并要他到任后转告我党同志，踏实学习，团结群众，做好工作。吵架打架不是革命的方法，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孙文学会的反动分子，固然要斗争，但不能采取打架的方式。可以与他们进行公开的辩论，也可以注意收集他们的反动言论，集中起来送给廖仲恺请他处理。
包惠僧本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小心谨慎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一向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原本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但又怕这样做会失去组织的信任，认为自己不愿意承担党的工作。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代理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包惠僧到任后，首先就是与军校教育长钱大钧极力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在军校闹事。当时，教育长钱大钧虽然思想也向右倾斜，但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也不敢过于表露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因而，两人合作得还不错。
包惠僧认为军校学员之所以不安分，打架斗殴，其关键就在于两派政治观点的交锋，而这个问题目前是无法调和的。其次，在于青年人精力充沛，生性好强。因此，必须减少两派相遇的场面，加重学习负担，使他们没有功夫再想其它事情。于是他们安排了很多的政治课程，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学生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军事操练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听政治课。如此一来，搞得学生十分疲惫，睡眠不足，想打架也没力气了。
在这段时间里，包惠僧还和钱大钧进行了分工。白天，钱大钧亲自到课堂和训练场督阵；晚上，包惠僧则分别接见双方学员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就这样，在他的竭力维持下，军校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变化，也没再闹出大的乱子。表面上看，青军会与孙文学会相安无事，但双方的仇恨却越积越深。
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方急需大批的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调包惠僧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包惠僧此后的人生一波三折。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加之受失败情绪的影响，为了生计，他成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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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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