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戴季陶去国民党老右派邹鲁家串门，正巧国民党监察委员、老右派张继也在那里喝茶谈天。3人寒暄一番，又接着聊开了。其实，3人原本都属国民党内右派同道，政治观点基本一致，哪曾想，闲聊中说到了共产党问题，由于戴在宣传部与共产党人共事，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这激起了张继的反感。张是极力反对国共合作的，一听戴公然为共产党说话，不由大怒：“你是一条共产党的走狗!”他站起身指着戴破口大骂。
戴季陶一向自恃清高，哪能受这等窝囊气，于是大声回敬：“你这个北洋军阀的走卒，也配来教训我!”
张继曾做过北洋政府的幕僚，戴的这一骂正触到他的软肋，他恼羞成怒：“戴传贤，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要脸的东西!”越说越气，手一扬给了戴一记重重的耳光。两人于是在邹鲁家里撕打起来。但戴季陶打不过张继，脸上身上被打得是青一块紫一块，却又奈何不得他。戴当场大哭，越想越委屈，一出门便上了去上海的船，不辞而别。
对盟弟的突然离去，蒋介石虽十分惋惜，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埋怨盟弟糊涂，不知轻重。但在表面上，却忿忿骂道：“为这般小事就想不开，就脱离革命，真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戴季陶郁郁寡欢地回到上海后，闭门谢客。潜心研究了一段时间佛学，又干起了证券交易的老本行。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他的反共真面目暴露无遗。1925年6、7月间，他在上海以全权解释孙文理论权威自居，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号称“戴季陶主义”。之后，他亲自游说、兜售，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四处奔走。国民党右派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将“戴季陶主义”奉为理论基础，大加赞扬；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则立刻予以反击，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等纷纷撰文，对戴季陶的言论进行揭露和批判。
第一次东征前后，军校师生逐渐形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共产党师生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派则是以国民党右派师生为核心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经常发生激烈争辩，甚至动武，而“戴季陶主义”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理论武器，他们辩论时常常喜欢引用戴季陶一再叫喊的“共信不立，互信不生；而互信不生,则团结不固；然团结不固，焉能生存”，来反对国共合作。
离开黄埔军校的戴季陶，终其一生都在于着反共的勾当。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他于1949年2月12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走向了死亡。
能“催眠”的邵主任
戴季陶突然神秘失踪，搞得党代表廖仲恺不知所措，当他闹清楚真相后，哭笑不得。无奈之下，政治部主任一职只好由副主任邵元冲代理。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幼读私塾，年轻时考取前清举人，是一个满肚子《四书》、《五经》的老夫子。虽说如此，他仍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叛逆者。1909年，他加入同盟会，后赴日本谒见孙中山，决心跟随孙中山完成国民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回国主编上海的《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护国护法反袁反段斗争，并就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曾奉孙中山之命，视察海外党务，遍历英、法、意、德、俄诸国，并先后肄业于威斯康星和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他受孙中山指派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然而，此人虽身在革命队伍，但脑子里依然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一张嘴便是孔孟儒家那一套。不但如此，他还官欲熏心，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员，也不接近教官，甚至和党代表廖仲恺也很少交往，是一个典型的办公桌官僚。
当时军校政治部不在黄埔岛上，而是设在广州的北校场。每星期，邵主任便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又匆匆离去。他每次的讲演内容，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礼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员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员也认为他歪曲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时常起哄，赶他下台。
一次，在他讲演过程中，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国民党右派学员贺衷寒当场向他诘问：民族主义中的打倒西方列强，求我中华民族世界之平等，是否与春秋战国时各路诸侯列强争霸的涵义相同?话一出口，在场的学员哄然大笑不止，搞得邵元冲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但邵仍摇头晃脑地讲他的孔孟学说，也不管学员是否在听。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作演讲，学员们要不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
由于政治部设在广州市区，学员们平时又很难见到邵元冲的人影，事实上政治部没起到任何作用，对此师生们极为不满，一致要求撤换邵元冲。一天上午，共产党学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