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一一四旅在旅长韩昌俊的带领下，由皂市出发沿汉（口）宜（昌）公路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头移动，互取呼应之势。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泥泞难行，韩旅遇阻于文家墩，徐旅也退回天门。何成浚见韩旅孤军独处，急令韩旅撤回皂市。韩昌浚接电后，犹豫不决，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采取“拖”字诀，想等到雨停后再移动。这一动向被红军查知，段德昌带领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3月4日拂晓赶到文家墩，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韩旅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围手榴弹响成一片，还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四千余人被歼，韩昌俊被擒。敌四十八师驰援韩旅，被贺龙阻于皂市以北，敌师长张振汉受伤。

　　段德昌在襄北连捷遵循的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夏曦不满意，他认为段德昌崇拜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不过是童谣。他提出了三打三不打要求：“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 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此发出《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红三军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游击主义表现为“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平地战、射击飞机等。”

　　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的命令，红三军连续组织了瓦庙集、张家场两场硬仗。

　　瓦庙集打的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和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第七师尚在控制襄河渡口，七、八两师向京山运动。两军在京山瓦庙集以西地区相遇，发生激战。

　　“胡子，我们可不能跟敌人拼‘车’呀！”段德昌觉得不妙，建议撤出战斗。

　　贺龙苦笑：“夏曦代表中央，他是金口玉言，违抗不得。”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结果只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红军伤亡在一千四百人以上，伤亡人员均为部队连排级干部和老兵骨干。

　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拉锯，激战八天八夜，毙伤敌人八百余人，自己却付出了二千余人的伤亡。

　　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浚报捷：“赤
 
 
匪历年来得之于国军弹药兵器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

　　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作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七天七夜、八天八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

　　红军陈兵襄北，洪湖后方空虚。6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监利周老嘴。其中，范绍增所率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金河、谷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援洪湖。

　　从襄北到洪湖，不仅有襄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二百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

　　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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