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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艳：《清白》说的是关于“贞洁的故事。搁在任何一个年代、换成任何一个环境，“贞洁”的散失都会带来冲突，您把这个冲突放在军垦农场里，有什么特点吗？
董立勃：“贞洁”问题带来人性的冲突、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个冲突放在西部的荒野上，在军垦农场这么一群人当中，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清白》里面有两个男人，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有文化，当他们面临贞洁问题时，处理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对两个女人的伤害都很大。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是个什么人，不管识字不识字，都有着相似的人性的缺陷。
董艳：小说里的女性不那么脆弱，而男人似乎是弱者。
董立勃：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在《清白》里头，后来穗子带着孩子回来，刘付全跪在她的面前，李南忏悔，男人全失败了。男性看起来很强大，那只是外表上的，在贞洁问题上，看起来是对女人的摧残，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最后李南被砍死在玉米地里，刘付全的腿被雷劈，都是对他们的惩罚。最后女性胜利了，是柔弱力量的胜利，是善良的胜利。世界上，好多很大的悲剧，其实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我们人性中的弱点所致。
创作受沈从文影响
董艳：您的小说语言特别漂亮，比如写白豆的美丽，“白豆从水中站起来，身上滚落无数颗水珠。大太阳把每一颗水珠变成了小太阳，无数颗小太阳，像无数颗明亮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盯着刚用泉水洗过的白豆”。您说过您的写作受沈从文影响非常大。
董立勃：对。从20世纪80年代接触沈从文的作品到现在，在我心目中他是排在中国作家第一位的。是我的偶像。现在国内很多小说家受翻译文学的影响，用的都是欧化的语言，其实中国的语言有它独特的魅力，已经足以表达思想、情感。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熟练运用纯中国化的语言，有音乐上的节奏，同时画面感很强，语言干净、准确。有大师作样子，我只是跟着学，尽量让语言透明，生僻的字眼，不用，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
董艳：你是不是想从文字开始，就让小说好看起来？
董立勃：是的。读者拿到一本小说，先看到的是语言，语言好不好，直接影响到读的兴趣。如果语言很败胃口的话，再好的故事也没有人去读。一部好看的小说，文字一定要好。这是起码的，基本的。
董艳：有评论将您的作品归入“西部小说，也有单列为“垦荒小说，您对这种归类怎么看？
董立勃：从地域上讲，我生活在西部，写的也是发生在西部的事儿，大部分是垦荒题材，所以把我归为西部作家或垦荒作家都是可以的。西部垦荒，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还表现得很不够。成功的垦荒小说比较少，我还要努力，希望能有更多作家，把目光投向西部。这里的文学矿藏，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董艳：能透露一下您目前的创作情况吗？是否继续写垦荒题材？
董立勃：手边有五部已经写好了，都是垦荒题材。写的够多了，想暂时放一放。不过，以后还会再写。下野地那个地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写。这是我一辈子的事。目前打算写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小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影视机构跟我谈这件事，不知能不能写成。我不会勉强自己。我想，写什么题材并不重要，重要是写出好看的小说，别让读者失望。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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