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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所闻，写成赋颂，供皇帝赏玩。这样的处境不能不使东方朔感到难堪，其情绪由开始的兴奋转为愤慨，但他没有让这样的愤慨爆发，相反的却由于汉武帝“颇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那么他就索性以俳优面目出现，于是他假传圣旨，恐吓侏儒；深宫射覆，痛惩幸倡；不待诏割肉归家，借酒醉于殿上便溺……，他的言行，他的文章也因此带有诙谐放诞的色彩。班固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不能持论”，封建时代的文人指斥他行为放荡，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东方朔是专供宫廷娱乐的皇帝的清客。如果联系当时一般文士的境况，纵观东方朔的全部活动，我以为以上的评价未必是公允的。《汉书》多次把东方朔与枚皋并提，以其“为赋颂，好嫚戏”，“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汉书．枚皋传》），而因其“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枚皋是著名的《七发》的作者枚乘的儿子，汉武帝“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汉书》本传说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陪从汉武帝巡幸各地，“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枚皋确实是一个皇帝的清客而专供宫廷娱乐。但作为文士，枚皋也不满自己的处境，他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反映了他内心的苦恼。司马迁虽然出身经历与东方朔、枚皋不同，但作为太史公、中书令也常侍于汉武帝的左右，他也有“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安书》）的感叹。这反映了当时文士社会地位的低下，但并不说明他们的人格就一定低下，思想见识就一定浅薄。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淳于髡、优孟、优旃立传，认为他们虽为倡优，但“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他们的言行也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写《滑稽列传》，歌颂倡优，既是对世俗观念的抗议，也表达了个人身世的感慨，心情是激愤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东方朔行为的乖张，正是他才智不能施展，反遭鄙视，内心极度悲哀、愤懑的变态表现。
东方朔的言论虽然诙谐，但也有他深刻、尖锐的地方，更不是一味阿谈颂扬，以顺遂汉武帝的心意为目的。他直陈的见解，常常是公卿大臣所不敢表示的。他反对汉武帝微行狩猎，扰民伤农，严正陈辞，以“大殷作九宫之市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作为历史鉴戒，意气勤勤恳恳。这与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不仅不加劝阻，反而为之扩大上林苑的行为相对照，更显出东方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汉武帝的姑母窦太主寡居而私宠董偃，挥霍财物，不计其数，满朝权贵都以结识董偃为荣，汉武帝也准备“置酒宣言”，以隆重的礼节来接待他。东方朔对此极为不满，据理力争，指斥董偃为“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终于使汉武帝不得不改变主意，表现了东方朔敢批逆鳞的斗争精神和鲜明的是非观念。当汉武帝问他：“先生视朕何如主也”，并向他与当时公卿大臣公孙弘、倪宽、董仲舒等相比较，自己以为如何时，东方朔的回答，或顾左右而言他，或表现为不屑一顾的态度，既显示了他的机智，也表现他不肯违心谄事皇帝、权贵的傲岸不群的性格。
作为文学家的东方朔，他的作品有开风气的贡献。据《汉书．艺文志》，东方朔有作品二十篇，多数已佚，存三篇完整的作品：《七谏》，载刘向编《楚辞》中；《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汉书》本传、《文选》均载，唯文词稍有差异。后两篇最为著名。《答客难》据《汉书》本传称，是他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数万言，终不见用后所写。文中假设有人对他虽然“博闻辨智”，“海内无双”，又“悉心尽忠以事圣帝”，却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提出疑难。接着他进行答复，大意为：当今与战国时代不同，是“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在这样形势下，贤与不肖没有什么不同，“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当以修身为务，骨子里则表明自己怀才莫展，个人的尊卑荣辱全凭帝王摆布，其间的牢骚不平之气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在形式上《答客难》采用客主问答的方式，虽然不以赋名篇，但实际上它是一篇赋。由于它道出了封建时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施展怀抱的共同苦闷，后来不少人都采用这一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志趣，汉代就有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问》等，远至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也是有意学《答客难》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非有先生论》形式与《答客难》相同，“非有先生”即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子虚”、“乌有”。它借古讽今，假托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三年“默然无言”，吴王问他，他乘机用历史上谏诤之臣遇祸的事实来启发吴王。期望汉武帝以吴王为鉴，远佞人，近贤者，广举天下才智之士，而使国家大治。文中连用几个“谈何容易”，表现了作者深沉的感慨，是很富于感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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