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里峰

　　对于当前的中国学人来说，德里达无疑是一个既耳熟能详又捉摸不透的名字。尽管可以不无根据地推测，真正通读过德里达哪怕一部完整著作的人并不会太多，但若说从未听说过其人其学，只怕也有些说不过去。2001年9月10日，就在中国教师节的这一天，德里达从他艰深、晦涩、冗长的六十余部著作中走出来，站在了南京大学知行楼报告厅的讲坛上--在这里，南京大学将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于是，这所百年老校的师生们有幸面对面地"遭遇"大师德里达了。

　　时间定在上午九点半。大师一行如期来到了饥渴的人群中。主持仪式的校长助理这样介绍德里达："当你翻开任何一本当代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都会看到的名字--德里达。"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溢美之词，对于这位几乎以一己之力颠覆了整个西方几千年的哲学传统的传奇式人物，使用什么样的言辞都不算过分。副校长在宣读授予"名誉教授"的决定时，自然有义务对接受这一称号者作出简明扼要的评介。1967是绝对不会被忽视的年份，这一年《言语与现象》、《文字与差异》、《论文字学》三部作品的发表，正式奠定了德里达在学界的地位。1972年德里达发表另一个重要的三部曲，这被视为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高峰。值得注意的是，主人为德里达树立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年代标记是1993年，这是《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出版的年份。同时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这篇显然是经过了反复锤炼、字斟句酌的简短文字中，德里达被放置在既有社、资对立又有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世界图景这一宏大叙事框架之中，其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也被强调到几乎与堪称德里达哲学之"元概念"的"解构"相提并论的程度。很显然，德里达也不得不在不同的语境中接受对自己的不同解读。

　　为德里达颁发证书、佩带校徽的就是南大校长本人。在雷动的掌声中，德里达终于优雅而矜持地登上讲台，去接受这同时属于他和南京大学的荣耀。只有在这时和在接下来的致辞中，我们才得以真切地领略大师的风采。他中等身材，着阔边眼镜，满头白发茂盛而耀眼，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仍然步履矫健、精神饱满。他那深沉的目光和生动的皱纹，散发出难以抗拒的睿智的光芒。德里达的声音低沉、缓慢，但显得自信和坚定。据说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语言之一，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从德里达的声音听来，这种说法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停顿下来等待翻译的时候，他的头微微侧向一边，目光注视着前方，但好像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似乎是在倾听，又象是在沉思。据悉在看到德里达的照片后，南大的学生们说："他是最有风度、最漂亮的哲学家"，我完全赞同这种看法。

　　正如担当这种角色时通常所做的那样，德里达在致辞中一再强调，接受这一称号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但是很显然，主人们没有必要对这种说法过于认真，因为他接着说道："我参加过很多种这样的仪式，每一个仪式都是相似的，却又是独特的，因为它与每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习俗紧密相联，这样的仪式永远是超出民族国家和地域界限的。"对于德里达而言，也许这才是名誉教授称号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之后的学术报告和交流中，德里达将"解构与全球化"作为自己的中心话题。也许是为了取悦中国听众，他从抵抗英语尤其是美语的霸权问题开始自己的报告，尽管他提出的"一个好的方法"几乎令人哑然失笑--让更多的法国人学习中文，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法文。但是他很快就进入了正题。他强调，解构主义是一种多元的、复数的而不是唯一的、宏大叙事式的理论。解构有其历史渊源，但只是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才被更明确、更尖锐地提出来。解构理论不是要反对或解构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是对各种形式的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进行反思，将其纳入到全球化的背景中加以新的思考。德里达从语义学的角度进行了概念分析，他声称，自己实际上更愿意使用"世界化"而不是"全球化"这个词，所谓世界，不是宇宙，也不是地球，其中包含着邻居、博爱、兄弟之情等意味，是基督教对世界的一种理解方式。不同的人群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存在着不同的生活类型，不同的民族记忆，解构理论并不打算解构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而是将各种类型在同等的价值和意义上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促使人们去思索，所以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于"异"的理解和接受。

　　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德里达没有谈得很多，只是告诉我们，他想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同时仍要对各种中心主义（包括民族国家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因为它们在西方传统中仍然存在。但他又提醒我们，在使用"主权"这一概念时一定要十分谨慎。主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以前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科学两个方面，它是不可见的对人的命运的决定。但全球化的语境对它进行了颠覆，自由市场、跨国公司、货币一体化等对它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主权"概念是一个冲突，它需要解构，但必须根据不同的民族国家、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来对待。对它而言，解构精神是双面的：一面要解构民族国家的绝对权力，一面又要维护民族国家抵抗外来霸权的自由。因此，解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求异"、"说不"的思想。

　　当专治现象学的倪梁康以"责任"问题向他发难时，德里达似乎是采用了一种迂回的策略。提问者质疑：德里达谈到责任时，总是把它看作孤独的、个体的、神秘的东西，如果这样，它与"良知"的区别何在呢？它会不会导致绝对的权力？德里达辩解道，他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认为责任是孤独的：如果你的决定已有先例，那么你实际上并没有作出决定，也无须承担责任，责任只有在完全自由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作出决定是为自己重新确立规则，这是危险的、不可预见的，在这种意义上，责任的确是唯一的、孤独的、神秘的。他用一种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解构一定要超越原来的传统。一个学生的问题则显得更加激烈：既然德里达曾以赞赏的口气谈论过弥赛亚主义和上帝降临性，那么，他的解构主义是不是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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