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边界?是否存在不能解构的东西?德里达毫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上帝降临是宗教的概念,是人们等待一个具体的形象来拯救自己,但是他从未说过这是不可解构的!降临性是一种等待,是对未来的敞开。不过他对"公正"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敬意:应该区别公正与权力(包括法律)的概念,权力和法律是可以解构的,但公正正是解构主义本身的资源。最后,德里达用意味深长的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在这里,我们'说'了,用各自不同的语言'说'了,这是最重要的。"
必须承认,在这么短时间的演讲和答问中,德里达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相当丰富和具有启发性的。但同时也无须多言,这些内容在他那等身的著作中都早已作过精细入微的阐发,和他的文字著述相比,今天的报告和答问甚至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他所采用的言说方式很快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如所周知,德里达不仅以其思想的深邃和冲击力受到关注,同时也以其零乱、晦涩、模糊的行文风格著称。我曾看到一本中译的《德里达访谈录》,收录了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电台、报社对他的访谈,在访谈中德里达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他在文字写作中的那种风格。基于这种情形,说实话,在今天踏进报告厅的大门时,我最大的愿望只是领略这位解构大师的风采而已,甚至不曾奢望能够听懂大师所讲的东西。然而事实完全相反:今天的德里达主题明确,语言流畅,思维清晰,意义确定,我们几乎不费多少心力就明白了大师想要说什么(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几位优秀的翻译)。我很想向德里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他在今天采用了这样的言说方式?或者说,在他心中,他的法国听众与中国听众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以至于他要用完全不同的策略来对待他们?可惜的是大师行程匆匆,两个半小时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在已经沸腾起来的厅堂里,我心情愉快却又不无遗憾地站起身,回来炮制这篇流水帐式的印象记了。
既然德里达以解构著称于世,那么我辈对大师偶尔的不敬,想必他也会不以为忤的。国人也向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传统。即便是在倾听大师优雅深沉而又饱含激情的精采演说和报告时,我又何尝不是身在此而意在彼,已经在大脑中构思自己的文字了!大师一旦成为大师,就不再属于自己,他立刻成了公众共同的财富和资源。德里达和他的先辈们早已指出,文本被书写出来后就脱离了作者,具有了独立性和自存性,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剩下的事情应该留给读者,让他们在与文本的对话中去寻找、发掘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个教师节,德里达这个充满激情、充满挑战、充满魅力的文本,以一种全新的面目重新呈现在南大师生的眼前,我们不能不慨叹:这世界真小、真精采,随处都有惊奇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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