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访问中国时，在三联咖啡馆

    ●事实是，即使我一直是在学校，我从未擅长在学校。我在许多考试中失败，被拒绝，有时

    ●文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实际上是自传性的东西——并不是被称作“自传文体”的东西，而是完全淹没了自传“文体”的自传性。的确，我发现绝大多数自传性质的小说几乎都不完全是自传的。这样，我试图把注意力放在超越了文学体裁、这样的话语体裁甚至作者自我的那些自传性的东西。我想探询作者中那些破坏自我联系的东西，但它总是在一种特殊的生存经验之中，如果它不是不可说的，至少是不可翻译的。或走在不可翻译的边缘，就好像我总是企图促使某人转达某种逃避或拒绝翻译的东西。（以上这段话表明了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态度——译注）

    ●直到19岁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阿尔及尔，至多不过周围的80或100公里。从那以后，即使我有了许多次旅行，但几乎总是与学术的事情有关。我不是一个游客，我喜欢定居。有时，我幻想着没有任何学术任务的旅行，但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我从未离开过大学，许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并没有给大学留下有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时候，有时就在同一时间，我想自己做得很好，值得继续。我有这样的态度，一些人一定有双重的感受；解脱、造反、反语，同时又有认真负责的忠诚。我特别感到，这时我的解放感觉保留着对从中解放出来的东西的记忆。它对学术遗产和一般传统同时掺杂着尊重与蔑视，我希望这样的混杂在我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是合理的。我想，这是我所谈到的双重法则的最为难解之处，某个顽固具有定居本性的人却到处旅行。（选自《嗜好诡秘———德里达回忆录》尚杰译）

    ●如果说，我创建了我的文字，我会把它变成一种无尽的革命。在每一种处境中，都必须创立一种展示的模式，发明特殊事件的法则，关注被设定或被欲求的方向。同时，必须说明，这种文字会限定读者，读者将学会阅读（经历）文字，懂得此外，这在习惯上是不容易被接受的。人们希望它能再生，被别样地规定：比如，这些没有融合的诗歌在哲学上面的嫁接，或某些语言的换喻、不定和技巧的用法——很多人在模糊阅读，而对纯粹逻辑必然性一无所知。

    每一本书都是旨在造就读者的教育。充斥新闻和出版的大量产品并不造就读者，这些产品以魔幻的方式设定了一个已经列入节目单的读者。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的是它们事先已经设定的平庸的接受者。然而，由于你所说的对忠实的关心，我在留下踪迹的时刻，只能让它适用于随便什么人：我甚至不能单独地把踪迹致以某个人。

    每当人们如此想成为忠实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背叛他们与之对话的他人的个别性。更不用说，当人们写一部有关重要的普遍性的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对谁说话，他们发明和创造的是侧影，但归根结底，这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所有这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行为都离开了我们，它们开始独立于我们而活动。就像机器，或更像木偶——我在《纸机器》（伽利略出版社，2001）中对此有更清楚的解释。在我留下（发表）“我的”书（没有人强迫我）的时候，我像这个不可还原的、永远学不会生活的幽灵变化，显现－消失着。我留下的踪迹对我同时意味着我的死亡——将来临的或已经变成的——和能够在我之后存在的希望。这并不是奢望不死，这是结构的。我留下一块纸头，我出发，我正在死亡，不可能脱离这个结构，这是我的生活的经常形式。每当我让某种东西“走掉”时，我都在文字中经历了我的死亡。极端的例证：人们在不知道所留之物托付给谁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继承权。谁将继承？如何继承？还会有继承人吗？这是一个在今天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不断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文化时代在这方面彻底发生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更不用说更老的一代，已经习惯某种历史节奏：我们相信自己根据其各种特点而能够知道这样一部著作是否能够在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像柏拉图在25个世纪——内继续存在。但是，今天，各种资料模式、还有磨损和破坏的加速，改变了遗产的结构和时间性。而对于思想，幸存的问题从此要采取的形式绝对不可预料。

    在我这个年龄，我准备面对有关这个主题的最矛盾的假设：我请您相信，我同时有双重感情：一方面，微笑而不沉重地说，人们没有开始读我的书，诚然，如果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读者（可能，在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实际上，这将在不久后有机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我向你发誓，我由衷而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

    （选自2004年9月18日《世界报》德里达最后的谈话———《我正和我自己作战》　杜小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