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不爱摸枪：毛泽东人生中唯一一次正式挎枪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
这是1949年进城后，按中央首长可以佩枪的规定发给毛泽东的。持枪证“注意”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
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
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0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35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
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
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抓笔杆子的毛泽东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
他成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并且真的像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揭示的那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
也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的双手似乎天生地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真正像军人那样挎枪，只有一次。
那是1928年5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的庆祝大会上，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的毛泽东，挎起了一把匣子枪，显得很兴奋。他开玩笑地对朱德说:
“背着盒子枪，师长见军长。”但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他身上带过枪了。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大家族。”
毛泽东一生都不像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和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的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加协调。
的确，无论是二十多岁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还是三十多岁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先生，毛泽东都督促人们习武练身，但他自己却从来不喜好摆弄兵器，只是酷好读书。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曾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是这样评价的：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
而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宣称的身份更像一名教师。
然而，大获全胜的却是这位从军人的仪表上看并不很合格的毛泽东。
奥妙在哪里呢？
奥妙在没有枪杆子的笔杆子固然是软弱的，而没有笔杆子的枪杆子却总是颟顸失路，刚断易毁。
奥妙在笔杆子可以创造思想，而没有思想的枪杆子只能创造死亡。
奥妙在创造思想的军事家，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发现自己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南面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西面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所处的陕北则是迎面来“进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对历经千山万水剩下来的区区两万多红军，施行“一困、二剿、三消灭”的战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方针。
早在这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八一宣言》，呼吁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
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入华北，汉奸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一个要剿灭“共匪”，一个要联合抗日。怎么办？
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于四面重围之中，不断地操起毛笔，给一些受命“围剿”红军的地方势力派人物写去一封封声情并茂的信件。
在这些信中，他找回了久违的传统古文感觉，再现出他青年时代激扬文字的灵气。
你看—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
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 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 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这是1935年12月5日写给杨虎城将军的一封信。
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魂灵和真挚情感，跌宕其间。
典雅高古的骈体文句式，至今读来，还觉回肠荡气。
中国人谈兵，羽扇纶巾的诸葛亮总要比赤膊上阵的许褚更胜一筹。
可以想象得出，当杨虎城这些戎马半生的军人展读这文采斐然的词句时，他们肯定在心里构想着毛泽东的形象—
他是个拿枪杆子的军人，还是握笔杆子的文人？
是文人，怎么能把几万濒临绝境靠吃草根维持生命的红军带出死亡的峡谷？
是横刀跃马之辈，为何又有如此陈义高古而又华丽动人的神来之笔？
或许，他们觉得毛泽东多多少少是—
一个站在传统的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想的人！
一个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
一个在沉落起伏中傲世独立、纵横捭阖的人！
一个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文武兼备的人！
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却充满诱惑和魅力的人！
不是偶然的巧合，当民族危亡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最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发起深远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力量的时候，当最需要用民族的传统和自尊来感召世人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了西北高原茫茫的黄土地上、奔腾的黄河岸边。
正是在这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之地，毛泽东怀思几千年的文明波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
如今的黄土高原、黄河水流，还有那黄色天际，却沉默着。
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煌煌历史曾从这里出发和奔腾，也在这里沉淀和平息。而未来的中国，是不是也将在这里孕育、发芽和积累呢？
真正让毛泽东感受到这点，是1936年2月过黄河的一瞬间。
1936年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目的是在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再由山西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
渡河部队秣马厉兵，在黄河沿岸集结待命时，发生了一件趣事。
当时，红军各级指挥员所用的手表多是战斗中缴获的破表、旧表，型号不同，快慢不一，各部队经常因未能遵守时间发生争执和扯皮。为避免贻误战机，毛泽东向各路渡河大军发出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渡过黄河的红军在河东遭到阎锡山晋绥军的阻挡，打了几仗，蒋介石又调集20万人马增援围逼，红军于５月初被迫撤回河西。
渡河东征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的，却扩大了红军，在山西十几个县开展了工作，为稍后在河东一带建立根据地埋下了伏笔。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他还收获了一首旷古未有的词作—《沁园春·雪》。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部署渡河行动那几天，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头顶浑莽的天。
身披浑莽的雪。
俯视浑莽的河。
历史的流云不经意间悲壮地飘过眼前。
站在秦晋高原，诗人的双脚，似乎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
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或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那是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
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诗人之心激活了历史的灵魂，让原本沉寂的世界生机盎然起来。
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啊！
诗人的视线穿过偶而挣出覆雪的高原黄土，融入深藏地下那鲜活生动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熏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20世纪中国的骄子。
诗人视野变得模糊起来。
他向历史走去，向这个充满生机的民族大舞台走去。
于是，曾风云一时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
扫六合，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了。
北控朔漠、西征匈奴，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度关山的汉武帝来了。
南征北战，使江山复归统一，并创造了巍巍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来了。
在多国并存之中再度统一华夏，成功后以“杯酒释兵权”被记入历史的宋太祖来了。
还有那个长于策马弯弓、驰骋草原，曾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成吉思汗，也来了。
一个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子，仿佛都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
正是他们，面对“分外妖娆”的华夏江山，竞相折腰，进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烟波浩淼。
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回荡着不甘沉沦的呐喊，奔涌着重铸辉煌的浪涛。
毛泽东请出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不是在自我满足中去炫耀祖宗的功业，更不是在民族危机的今天请出亡灵来帮忙。
不甘沉沦、重铸辉煌的真实含义，是在历史的比较中更加坚信正在开拓的新的民族奋斗之路，而这条路可以通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难以企及的地方。
历史上功业赫赫、威震四方的英雄，其文治武功往往不能兼备。他们虽然气壮山河，风卷残云，有王者风，霸者气，但大多文采黯然，风骚庸庸。他们在历史的窠臼中循环往复，难有独具魅力的文化渗透力量。
于是，《沁园春·雪》的点睛之笔出现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笔超历史。
一笔见精神。
一笔显魂魄。
一笔动世界。
我们的诗人从哪里获取了这般自信？
因为诗人和他领导的队伍，固然是天之骄子，但他们同样是一群脚踏深厚的民族土壤，身披中国现代革命风云的大地之子。
如果不是大地之子，他们的形象与感受不会这样厚实，同样也不会得到大地永远的厚爱。
因为他立足于坚实的大地，所以他的目光才能够穿透浩茫的天宇和历史; 因为他的根扎得很深很深，所以他的心才飞得很高很高。
“今朝”的红军，今朝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超越历史。
一年的长征，已经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道理—
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 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发生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西安，正是《沁园春·雪》歌咏的“秦皇”、“汉武”、“唐宗”们端坐龙廷，抖出泱泱大国气派的地方。
离西安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黄帝陵。
远古时期，传说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领，号轩辕氏。他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逐鹿中原，平息部落间的纷争，统一了天下。后人把他当做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称他为轩辕黄帝。
为了纪念他，后人在陕西桥山建造了一座中国最早的陵墓—黄帝陵。陵前设有祭祀亭，历朝历代，清明时节，中央政府都要来这里举行大型祭奠仪式。
民族的香火，靠“黄帝”这个若有若无既远且近的人物的凝聚，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大地上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黄帝陵前，毛泽东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泽东写的四言古体《祭黄帝陵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不惟声情并茂，更有金石诚心。
其中几句，如果翻译成白话，仿佛掷地铿锵的誓言—
“我毛泽东之辈，虽然没有济世大才，但挥戈披甲，奋力奔走，驰骋万里，这都是为了给祖国尽力效命。历经险阻，苦斗多年了，不驱除日寇，莽莽神州，不可能有我们的家园。
“面对民族存亡的大局，我们发誓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面对列祖列宗的英灵，我们决心整顿军队，经营战备，共赴国难。
“请大地明察，请苍天作证，我们黄帝子孙的一片赤诚。”
向历史靠近，诗人捧着一颗真心，披带一路风尘。
向未来走去，爱国志士的气节、民族英雄的风骨、革命战士的神采，焕发着独有的刚健和执著。
他们的意志如伟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荡的莽野。
这，或许就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风流人物。
这，或许就是20世纪中国的天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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