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

作者：邓一光　

　　一九九五年的某一天，我在省图书馆里查寻一些我所需要的资料时接触到一组数字。它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小就不喜欢数字这类东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数字太秩序、太刻板、太枯燥，既没有人情味也没有想象的空间，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却被这组数字吸引住了。我看到的这一组数字记载于一本名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书中。它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共四卷。数字是关于人的，是关于几十年前从我家乡的土地上消失掉的人的。它是这么说的：一九三三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带领下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麻城县乘顺区跟随红军西行的子弟有三千多人。而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四年夏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在五次围剿中，乘顺区被杀掉的人有十一万之众。这组数字构成了一个对比。它们告诉我。至少在乘顺区这块土地上，在每一个扛着枪举着红旗的红军战士身后，就倒下了三十七个他的父老乡亲。这组数字十分冷静。它在一册红色封面的书中静静躺着，但它却使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当时杀人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我却知道了一点，对于那场伟大的战争而言，真正令人肃目的，该是那些将士身后始终没有干过血水的土地。
　　我的爷爷奶奶是怎样逃脱掉那场屠杀的，这又是一个谜。一九三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八那一次清乡他们不曾漏网。他们和一百多名红属一道被关进了杨家畈一座大庙中。这是日后被家乡人反复证实过的。但是，两天之后他们又安然无恙地被放了出来，只是被勒令交纳一百二十吊钱。这就让人难以置信了。去年我回乡了一趟。我想弄清楚在那次清乡中有多少人被杀掉了，又有多少人被放掉了。但是我没能如愿。那几年的清乡像有洁癖的女人梳头一样反复不已，人们早已记不清每一次的清乡情况和屠杀情况了。人们只是对那个年代的屠杀怀着余悸未消的恐怖。人们可以告诉我的只有一件事：像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红属，绝对没有抓住又放掉的道理。
　　我的大妈是被人抬回东冲村的。我的大妈躺在竹椅绑成的担架上，四个年轻的后生小心翼翼地抬着她。一路上，缱绻的野白菊和拂拂轻曳的蒲公英盛开着，让人怀疑这是一次由死到生的搬运。我的大妈脸色苍白，额上缠着结成了血痂的布带。大量的失血使她美丽的脸庞变得透明起来。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伸出两只虚弱的手，一边抓住我的爷爷，一边抓住我的奶奶，她紧紧地抓住他们，一刻也不松手，仿佛害怕他们再度给弄丢了。我的爷爷奶奶一边一个紧紧跟着担架。他们让我的大妈牵着他们的手，就像两个有了依赖的孩子。那架吱吱呀呀的担架，就这么一路不停地抬回了东冲村。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日子是农历正月初一。大别山正月初一的夜晚，如果没有枪声，该是很宁静的，宁静得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一个女人遥远的呼唤：
　　"爹呀--娘呀--"
　　
　　东冲村此后再也没有受到过清乡的骚扰。仿佛一次悄然的地质变化之后，那里再没有河流淌过。河里的石头再次呈现出它们的安静。在宁静的阳光下，那些石头默默地躺在河床底。如果你不把那些石头砸开，你根本不会看到昔日河流的冲刷给石头们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迹。
　　东冲村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结束了被狼群追杀的噩梦，重新成为山水田野中的定居者。当他们推开被战火燎得发黑的大门，走进自己的家，看见那些温馨如梦的桌椅床凳时，他们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田园的日子再度到来。东冲村的人们收拾干净庭院后，开始召回自家的鸡鸭猫狗。开始翻耕土地，播下种子。并且，他们开始计算早已荒芜了的日子。没有人对再度到来的安宁做什么追究。也没有人去回忆过去了的那些深渊。黄昏了无声息地划动翅膀从村庄身边经过的时候，人们像板籽的鱼一样把自己当日最后一点力气留给土地。然后扛着农具，拖着困乏的身子回家。抽一袋烟。吃饭。洗干净孩子和自己。睡觉。春天到来的时候，天空极其清朗，排着队从南方长征而归的大雁扇动着绸缎般的翅膀，留下一声或两声清唳。在雁阵之下，人们已经开始学会接受和习惯新来的日子。
　　但是我的大妈怎么打发掉她在简家最后的那段日子呢?我的大妈，她依然年轻，依然美丽，依然生机勃勃。她被撞破的额头，很快就结了疤。她被打断的腿，在几个月后就长好了。因严重的骨刺而终日疼痛难忍是日后的事。实际上，我的大妈在床上躺了不足十天就下地了。她拖着一条断腿，开始操持我爷爷奶奶的饮食起居，操持老简家的房地鸡狗。她用一条长长的布带把被打断的腿绑在一块长竹片上，然后拖着那块长竹片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拎水。做饭。洗衣。锄地。她的脸上十分的平静。红润已经回到了她的两颊。甚至在那两朵红云之间，人们还能看到一丝迷人的微笑。有时候她不小心摔倒了，让石头磕绊的或是让牛拖的。她困难地爬起来的时候仍然保持着那种羞涩的微笑。她掸掸身上的泥土继续做她的活儿。她就这么拖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她的这种姿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东冲村新生的一道风景。
　　我的大妈属于简家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平静的。有关这段时间里的故事像一缕不重要的暮雾，稍许的风儿就将它们吹走了，吹得无踪无迹。在更多有雾的日子里，你不知道雾的世界里，哪些是它们，哪些不是它们。也许这正是一种兆示。也许这兆示是命里注定了的。它们让我的大妈得到了进入简家之后惟一一段平静的日子。然后，就把我的大妈送进了另外一个灾难之中。
　　
　　我的大妈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是解放之后的一九五○年初春。那个时候，我的大妈已不是我的大妈了。她已经成了彭慎清的老婆，并且和这彭姓乡绅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了。没有人告诉我再嫁之后我的大妈生活得怎么样。似乎也没有人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实际上，当我的大妈埋葬了我的爷爷奶奶，被人用一乘花轿抬进彭家的庄园后，她就消失了。彭家有相当阔绰的深宅大院，有相当谨严的生活秩序，足以把她深深地埋葬掉。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的家乡解放了。解放了的家乡换了一个崭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对于我的为这个政权贡献了几十万生命的家乡来说，它的意义更为重要。翻身做主的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他们那些牺牲掉和被屠杀掉的亲人。他们坚决地要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要用一大批罪恶累累的狗头，来祭悼几十万在黄泉之下死不瞑目的亲人的亡灵。
　　彭家楼镇的彭慎清没能逃脱一九五○年复仇的浪潮。他也被列入被镇压的土豪劣绅的名单之中。事隔几十年后，我曾在麻城市修志办积满灰尘的档案室里翻到一份当年镇压地主反革命的名单，那上面就有彭慎清的名字。有关他的罪行一共列了十一条，是用极工整的颜体小字写下的。在我看来，和死罪相关的罪行有两条。一条是彭慎清的兄弟彭慎澄当年率军驻扎乘顺一带时，杀害过大批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和老百姓。一九四九年，这个罪恶滔天的刽子手随国民党残余军队逃往了台湾。第二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彭家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粮和钱物。仅一九三四年八月间，国民党陈继承部经乘顺前往皖西时，彭家一次就奉贡了二百石精粮。有关彭慎清本人鱼肉乡民的罪行，资料中写得极其含糊。但这并不重要。彭家是彭家楼镇上最大的土豪，而彭慎清是彭家留在大陆惟一的男主人。就凭这一点，彭慎清也足以够上被镇压的条件了。
　　公审大会是在举水河边召开的。大会在群情激奋中很快完成了若干程序。人民政府的代表宣布判处恶霸地主彭慎清死刑，立即执行。
　　病病秧秧的乡间书生彭慎清一开始就被吓坏了。他面如死灰、双目紧闭、浑身发抖，站都站不稳，全凭两个民兵挟拎着才不曾瘫下去。死刑判决一宣布，两个民兵像拎一只瑟瑟的小鸡一样把五花大绑的彭慎清往河边的刑场上拖。四下里，乡民们抓起随便什么东西朝他头上、脸上和身上砸去。人们激动地高喊着："杀死他!杀死他!"人们的喊叫声在举水河边此起彼伏，有如另一条汹涌的河流。
　　事情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谁都没有看到范桑儿是怎么从人群中冲出来的。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她疯了似地扑向挟持着彭慎清的那两个民兵，撕扯着他们，一边尖着嗓子叫喊道："你们不要杀他!你们不要杀他!"
　　先是民兵愣住了。接着所有的人们都愣住了。刑场上一片阒然。但是很快，人们醒悟过来。人们看清楚了这个女人。有人冲上去，把范桑儿往一边拖。还有人喊："揍这个地主的臭婆娘!"
　　人们群拥而上。拳脚雨点似地落下。范桑儿立刻被打倒了。但她很快又爬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再次扑上去，死死地抱住了彭慎清。
　　彭慎清如同一条死狗，任人推来搡去。但没人袭击他，所有的拳脚都落在了范桑儿身上。范桑儿就像一条沙袋，一个劲儿地噗噗作响。她埋着脸躲闪着雨点似落下的拳头。她的双手牢牢地抱住彭慎清不松开。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你们不要杀他!你们不要杀他!"她的声音被人们激怒的喊打声淹没了，她不再喊叫。她只是横下一条心，死死地抱住彭慎清，抱住她的男人，被人们在河滩上拖来拖去。
　　事情到最后还是被一个五大三粗的民兵解决了。他走过去，抓住范桑儿的一只手，将那个娇小的女人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中，用力一掰。然后人们看见范桑儿全身向上挣了一下，惨号一声。她松开了手，瘫在地上。
　　人们拖搡着昏死过去的彭慎清从范桑儿身上跨过去的时候，那个女人还把那只折弯了的手痉挛地伸向空中，呼号着："你们不要杀他!你们不要杀他呀!"
　　
　　有关我的大妈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的大妈她都是一个人度过的。简家的人不认她。彭家在大陆上已没有人活着。她自己的娘家人，自从她改嫁彭家后就再也没有与她联系过。她这几十年就这么茕茕孑立一个人生活过来，直到死去。她在她的生命尚未衰亡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她当然还活着。但那种活法，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偶尔的，有人还会提起她来。提起她的人就会说："她呀?就是那个先嫁给红军简家又嫁给地主彭家的女人么?"人们就是这么说的。人们这么说，是说过去的事。这个当年彭家楼镇上最美丽的少女，这个当年东冲村最贤惠的媳妇，她的晚年没有故事。
　　我的大妈死了。她死在我家已经荒芜了几十年的老宅中。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说奇怪，因为我家老宅几十年来都没有人住，除了狗尾巴草、蛛网和黑翅膀蝙蝠外什么也没有。那里不是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地方。再说，我的大妈早已离开了简家。从名分上来说，她不该死在我们简家。她没有死在我们简家的理由。
　　这是一个谜。
　　其实这也没什么。我的大妈一生都是谜。她活着，她死去，总让谜纠缠着。我曾试图解开有关她的那些谜。但最终我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我的大妈她有过一个男人。当这个男人离她而去后她日日夜夜站在门前的老槐树下眺盼他的归来。在此之后她又有过一个男人。她试图把这个男人从刑场上救回来。但无论是哪一个男人，她都没能够守住。他们都死了。死于刀枪剑戟的非命。她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家。没有了亲人。注定的，她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一个人的命运被做到如此，揭开那些秘密对她来说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呢?
　　而且她已经死去了。
　　我的父亲和我是在我的大妈七七那天回到东冲村的。回到东冲村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大妈迁坟。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依照我父亲的指示，村里人将草草掩埋在荒岗上的我的大妈的尸骨起了出来，埋进了老简家的祖坟地里，父亲给我的大妈安排的地方在我爷爷奶奶的身边。我的大伯客死他乡，没有尸骨进入简家的坟地，他把他的位置留给了我的大妈。我的大妈已经死了。但简家人终于承认了我的大妈。他们让我的大妈在黄泉之下侍候在我爷爷奶奶的近旁。我的大妈几十年无所归依，毕竟是在死后有了一个家呀!
　　迁坟的仪式十分隆重。我没有想到革命了一辈子的我的父亲会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兴师动众而且如此地固执。他坚持要我行孝子之礼，为一辈子没有儿女的我的大妈披麻戴孝，俟宾跪祭，匍匐执杖，扶柩号泣。我的父亲沙哑着嗓子对我说："今天你就是你大妈的孝子。你去给你的大妈砸钵子去!"我知道我不能违背。我去了。我扎着孝巾，跪在大妈的新坟前，一点一点为安寝的大妈烧纸帛。灰蝶如雁，一阵阵随风而去。我想人亦如灰，随风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是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到简家的祖坟地来。我做孝子，但我毕竟不是历史中人。我的泪水有什么用呢?
　　在父亲那支队伍渡过举水河的时候，一个女人走出了东冲村简家老宅，站在门楼外的土槐树下，朝村口眺望。这个女人是我的大妈。她站在那里。她的一条腿被打断过，并且患有严重的骨刺，这使她无法站直，行走起来颤颤巍巍，一步一瘸。她的脸皲裂如谷，头发完全白了，她的白发在阳光下就像一朵柔和的蒲公英，随着微风轻轻地扬拂。有一段时间一只绒脚的蜜蜂儿从槐树间飞落下来，停泊在她的头发上。阳光的透视效果使她的一头白发和那只金黄色的小蜜蜂呈显一种使人心颤的慈祥色调。她就那么站在那里。这个彭家楼镇当年最俊俏的少女，这个十七岁嫁到东冲村来，在以后几十年时间里让人做着慨叹不已的话题的简家大媳妇，用一只苍筋凸现，被折断后日渐萎缩的手撑住门楼，微微扬起下颏，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她皱纹密布的脸上，昔日让人迷乱的青春和美貌已荡然无存。只有一朵从槐叶丛中跃落下来的阳光停留在那里。静静地。突然闪耀了一下。
　　父亲沿着红花草茂密的田埂走进村子。在此之前的一路上他都不说话。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已经使父亲变成了一个惜言如金的男人，一个崇尚行动而克制感情的男人。战争使他的身体和感情同样伤痕累累弹洞遍体。他的血液早已不再轻率沸腾而浓如原油了。在看见简家那几间破败的老屋后父亲加快了步伐。父亲高大魁梧。他的职业军人的步伐让所有随行的人都无法跟上。实际上他已经将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父亲是在绕过我的家门前那口池塘之后看见站在门楼下的我的大妈的。父亲似乎是犹豫了一下，站住了。但是他很快摆脱了这种犹豫。凭着感觉他知道站在门楼下的那个老女人是谁。父亲朝着大妈走去。
　　父亲说："姐?是姐吗?"
　　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
　　停留在大妈脸上的那朵阳光突然迸裂了，星星碎碎地落进我的大妈空洞的眼窝里。我的大妈在最后的几年里眼睛瞎了。她是个瞎子，我的瞎子大妈在那一刻似乎是想要看清什么，努力地睁大空洞的眼窝。她将一只手伸出去，在空中划拉了一下，想要去触摸我的父亲。她的干枯的手臂伸进阳光之中就好像一支风干的芦柴一样，在老槐树下弥漫着晒干了的浮萍一样的水腥味。
　　大妈说："四毛?是四毛吗?"
　　大妈的声音也在颤抖。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日期已经有了严格的记载。但我仍然认定那是一个秋天。因为大别山只有在秋天才会有激烈的风突然袭来。父亲披在肩头的酱黄色英国呢大衣滑落到地上。大风将散落在地上的青草扬了起来，使一群寻食的鸡婆昂头直颈，肃然注目。父亲远远地朝大妈奔去。他抛弃了他的大衣，抛弃了他职业军人的矜持和稳重，快步朝大妈奔去。大妈看不见。但她分明听见了父亲朝她奔去的脚步声。她微微张开枯叶似的两片嘴唇，将两只消瘦的手臂向前伸去。父亲脚步咚咚，一路踢得石子儿四溅，急急地奔向大妈。他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突然站住了。
　　……
　　我知道这是我的幻想。没有蒲公英，小蜜蜂和阳光。没有守望着的我的大妈和匆匆奔来的我的父亲。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消逝了的尘世的灰烟。我在简家的祖坟地中燃烧着那些毫无生命力的纸帛。我在形式上做着一个孝子的事。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我并不认识他们。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我的大妈，她已经死了。她不可能站在老简家的门楼前，守望任何一个简家的男人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不是我的幻想，那是真真实实发生着的。正如东冲村所有的人都看到的那样，在纸帛即将燃尽的最后那一刻，我的父亲出现在简家的坟地里。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的我不得而知。但他就站在那里，站在大妈的新坟前。他的身子站得很直。我知道这一点对他来说极不容易。他肯定感觉到他左腿膝盖缝里传出的尖锐的疼痛。一九四八年九月的辽沈战役中，一颗美式卡宾枪子弹钻进了那里，并在那里永远地生了根。但是他还是站住了，站得笔挺。东冲村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看到了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的父亲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们听到了父亲左腿膝盖骨中那颗弹头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然后--历经沧桑敦厚善良的大别山可以证实--然后父亲倾金山倒玉柱，双膝一折，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大妈的坟前。
　　我的父亲大声地喊道："姐!"
我在那一刻听到了老简家祖坟地里传来一声轻轻的恍如隔世的叹息声。

首页 2 3 4 5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