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
作者：邓一光
村里人在身后大声喊："娃呀，快别去了，一村都是兵，去是找死呢!该走自己走了吧!"
我的大妈像是什么也没听见，沿着山路，没命地朝村里奔去。她跑得很快。就像一只朝着悬崖边奔跑的羚羊。她背上的竹篓不断颠簸着。米颠了出来。肉颠了出来。豆泼了。酒洒了。她不管。她不捡。她一口气跑出了十里路，一头冲进了烈焰缭绕的村子，冲进了简家的老宅。她转着圈子到处寻找。她带着哭音大声喊："咱爹，咱娘，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呀?"
一九三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八那一天，整个大别山都能听见我的大妈在烈焰缭绕的东冲村四处呼唤我爷爷奶奶的哭喊声。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大妈这个人，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在我出生直到长大这段时间里，我的大妈似乎是个并不存在的人物。
我当然知道我的大伯。他是我们家族的光荣和骄傲。他活着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死也死成一个壮烈凛然的英雄。他一直是我们家族男人中长久不衰的话题。我们都热衷于谈论他。我们谈论他时就感到自己也有了一种英雄之气。我的二伯和三伯也是英雄。我的二伯一九三六年战死在古浪。那年九月，他和两万多西路军的将士在靖远靠着几条临时建造的小木船用了二十天时间渡过黄河，向古浪挺进。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骑兵的袭击。西路军的两万多将士日后大多没能活下来，我的二伯是最早牺牲者中的一个。他死得很惨。他因为害了伤寒全身乏力，在骑兵袭击时拉不开枪栓，被马撞倒了，踩出了肠子。他的枪也被踩断了。他试图把马背上的骑兵拉下来掐死。但他够不住那个骑兵。他就去抱马腿。他本来已经抱住了，但是那匹马倒下来的时候压在了他身上。还有那个骑兵。他是被肥壮的河西马和剽悍的马家军活活压死的。还有我的三伯，他一九三九年在河南战死。我的家族是个男人的家族。我的家族中英雄辈出。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自豪感。我有太多的英雄可以注目，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关注英雄之外的别的什么。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大伯有一个妻子，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她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她还活在世上。我知道我的家族中有大妈这么一个人纯属偶然，但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拥有过众多英雄的家族好比一棵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上曾挂过一枚水淋淋的红果，它在绿荫浓郁的枝叶中随风轻摇。这肯定是极其美丽的景观。我非常想知道有关这枚红果的一切事情。
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家乡的地方领导到省城的我家来送年货。县长和民政局长都来了。他们风尘仆仆，他们脸蛋上两坨真实的红晕和红晕里露出的真实的笑容使我体会到这才是老区人。我的父亲对家乡人永远都有割舍不掉的感情。他大声地招呼他们坐。大声地吩咐小阿姨泡茶拿糖削水果。大声地叫出我们兄弟姐妹来与家乡的父母官见面。他们的谈话无拘无束。我的父亲对家乡发生的一切都如饥似渴地感兴趣。他常常哈哈大笑。他那么激动那么孩子气实在让我吃惊。后来县里的领导提到了一个叫范桑儿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大妈的名字。
县里的领导之所以提到我的大妈，是因为我的大妈后来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大地主，解放后被镇压了。这几十年来我的大妈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一个人生活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乡下闹造反，也没有什么好斗争的，就拿我的大妈做靶子，整天拖来拖去地斗，我的大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我的大妈人已老了，又一身伤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她种不动地，只能到别人收获过的地里去捡拾一点抛撒掉的粮食。有时候猫扒鸟行的能弄上一口，有时候人家主人不愿意，就冲她吐唾沫。县长是华中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属于那种新潮干部，县长认为，我的大妈嫁过乡绅，但也嫁过红军。虽然没给红军生下过后代，但也没给地主养过孩子。同时，她嫁到彭家后，并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革命或鱼肉乡邻的事。除了嫁给过地主之外，她本人历史上是清白的。如果我的父亲认为有这个必要，承认她和我们简家的那段关系，那么县里可以做一些工作，认定她为红属。这样，就可以依照政策给她发几个抚恤金。她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我的父亲开始一直是高兴的。他始终为家乡来人和家乡的事兴奋着，激动着。他甚至大声吩咐我的母亲准备酒菜，打算与年轻的父母官们大醉一场。但是在听到我的大妈的名字后他的脸色变了。他坐在那里，脸色阴冷，闭着嘴，不再说话。客厅里立刻就有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
县里的领导很快觉察出我的父亲情绪的变化。他们肯定不想惹老首长生气。一个乡下女人是红属或是地主婆毕竟没有化肥柴油水泥钢材电线拖拉机这些东西重要。他们的原意本来也是想把一切事情都做好，做得锦上添花，做得让老首长满意。如果老首长不满意，他们当然会放弃。但是在放弃之前他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自己的动因，以免老首长有什么不必要的误会，他们说出了一件事。
这件事和我的三伯有关。一九三八年，我的三伯和一批四方面军留下的伤兵从川北辗转回到鄂东北。在路上他们遭到一股地主民团的袭击。我的三伯再次负伤。队伍被打散了，多数非死即俘。我的三伯仗着天黑路熟，亡命逃出了包围。他孤身一人。但他不能回东冲村，因为东冲村那里驻有一个连的白军。他回去无疑是自投罗网。我的三伯那时已是无路可走。
我的大妈是如何知道我的三伯回到家乡的?她是怎么找到他的?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是个谜了。惟一清楚的是，我的大妈那时候已经嫁给了彭慎清，成为彭家的女主人。我在日后的考察中对别的一切都没有过多地追究，只有一点我极想知道，我想知道我的三伯那时是怎么想的。他昔日的嫂子如今已成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是自己对立阶级的妻子。他怎么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关系?据当事人讲，我的三伯那时根本没有过丝毫异常的表现。他是安静之极的。他对我的大妈的所有安排都受之若命，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叔子面对自己的嫂子那么安静。他对我的大妈仍然沿袭着当年的称呼。他仍然按照我们家乡的习惯，叫我的大妈"姐"。他说："姐"。他就是这么叫我的大妈的。他叫她的时候甚至有一丝羞赧。我的三伯绝对是一个忠贞而又坚强的红军战士。他为红军的事业负过三次伤，而且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川北根据地，当四方面军决定南下金沙江策应疲惫劳顿的中央红军时，他和四百多名被留下的伤兵一起放声大哭。当部队在凄婉的军号声中开拔而去的时候，伤兵中有的人拉响了手榴弹自杀了，但我的三伯没有。他抹干了眼泪，和一些同志一道，决心回到鄂豫皖去找徐海东的红二十八军。他们东躲西藏，打一阵跑一阵，辗转数年才回到家乡。他们那时一个个活像山里跑出来的野人。一九三九年，我的三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身中数弹，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不愿做俘虏，纵身跃入激流之中，葬身江底。像他这样的铁血男儿，怎么可以听凭一个地主的妻子的摆布?我实在不能明白这一点。我实在想弄明白这一点。
我的大妈找到了我的三伯，她把他弄到彭家的一个佃户家藏了起来。我的大妈脱去了我的三伯那已经发臭了的破衣烂衫，把它们填进了灶膛。火焰中成百上千的虱子噼噼剥剥地炸响。这让我的三伯十分羞涩。我的大妈烧了一大锅开水，像刷马匹一样把我的三伯从头到脚洗刷一遍，把他身上积攒了几年的污垢全都洗刷干净。然后她找出一套干爽的衣服，让我三伯换上。又令佃户煮了整整一锅大米饭，让我的三伯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我的三伯肯定是饿坏了，他狼吞虎咽地把所有的米饭都填进了肚子。他吃得太急，太贪心，有好几次都差一点噎着。我的大妈始终坐在我三伯身边。她不断地为他夹菜，舀汤。她看着他。她的视线粘在他的脸上，似乎是要从我三伯的脸上看出什么。她泪眼婆娑。她美丽的眉毛颤抖不已。她把脸背过去的时候，我的三伯正在努力喝光最后一口汤。
我的三伯酒足饭饱后，我的大妈开始为他处理伤口。伤口有两处，一处在腹部，一处在腰间。因为长时间耽搁，已经开始腐烂了，流出绿色的散发着恶臭的脓水。我的大妈用布带把我的三伯绑在床上，在他嘴里塞了块棉花。我的大妈用小刀和剪子把伤口中的烂肉一点点剜掉，再用盐水和碘酒清洗，然后调了金创药膏，涂抹伤口，用绷带仔细缠好。我的大妈不愧是郎中的女儿。她做这一切时既细心又麻利，还透着一种坚强。处理那些腐肉时，我的三伯疼得浑身发抖，差一点把布带挣断。连在一旁帮忙的佃户都害怕得背过脸去，而我的大妈却脸色平静地做完了这一切。
我的三伯在那个佃户家住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我的大妈几乎每天都要从镇上赶来，为我的三伯换药，为他做些补养身子的食物。我想这肯定是我三伯一生中最闲适最安全最富足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不就是和佃户家的儿子一道坐在屋外的太阳下逗狗玩。他的伤在我的大妈的精心料理下好得很快。有时候，他把裹住伤口的绷带解开，露出新长出来的肉芽向佃户炫耀。看见佃户的老婆害怕得闭上眼睛，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
三个月后，我的三伯的伤已经痊愈。他壮实得能一脚踢死一头牛。他要走了。要去找自己的队伍去了。我的三伯穿戴整齐，满面红润，站在我的大妈面前。我的大妈再度心疼了。她蛾眉轻颤，泪眼婆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掩饰着去为我的三伯牵扯衣角。我的大妈知道什么是男人。男人只要能动，只要能站起来，就想着去流浪，去征服什么，去干一些填江拆山的大事，女人再怎么做都不能阻止他们。我的三伯在黄昏的落日中高大魁梧。他的肩上扛着一支我的大妈从彭家带来的土铳。我的三伯张了张嘴，对我的大妈叫了一声"姐"。我的三伯再没有说什么。他就叫了一声"姐"，就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我的大妈朝前撵出几步，站住了，身子软软地靠着大门，又软软地依坐下去。这一点我的三伯并不知道，他大步走着，连头也没有回，肩上的土铳使他豪气平添。他朝佃户家的狗挥了挥手，昂着头挺着胸，就那么快乐地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我的大妈的视线。
十几天后，我的三伯在光山一带找到了侯义夫的抗日队伍，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排副。两个月后，他战死在河南。
县里的领导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亲。这件事在当年彭家的佃户中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当事的那个佃户现在还活着，他能证实这一切。县里的领导解释说，范桑儿救助过红军战士简定英。就凭这一点，她还是有别于其他地主婆的，她还是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的。县里的领导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父亲能变通一下，承认范桑儿和简家过去的那段关系，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她当作红属对待，为她落实政策。对一个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年龄已大，一身伤病的乡下女人来说，昭明身分是小，生存条件事大。如果承认了她是红属，她就可以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取几块钱，买点粮食，买点油盐，她就用不着拖着一条被打断过的腿到处乞讨，人们也就不会再朝她花白的头发轻蔑地吐唾沫了。
领导们说完了。又是一阵寂静。这寂静使人难堪。我的母亲忍不住了，小声对我的父亲说："老简，人家县里的领导意思很明白，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看可以考虑。"
我的父亲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父亲的坐姿极富军人气，他的腰背挺直，头昂扬着，目光炯炯。客厅里静静地。一屋的人都屏心静气地看着我的父亲。他们在等待他开口。他们在等待他的判决。几百里外的大别山那时正是秋天。我知道秋天的大别山是有风的。那些风是鄂东北山区的特产，常常给人带来出人意料的欣喜。那些风在吹过山川河流田野村庄的时候，会不会光顾一个孤寡老人空寂潦倒的茅草屋，抚动她早已花白的头发呢?
我的父亲在沉默了良久之后开口了，我的父亲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开口就震得客厅的四壁嗡嗡作响。
我的父亲大声地说："不!她不是我们简家的人!我们简家没有这个女人!"
我的父亲就是这么说的。我的父亲说完这句话就再也没开过口，甚至在县里的领导告辞离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开过口。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脸始终严肃得像一块刚淬过火的钢铁。
一九三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八的那一次清乡只是当年若干次清乡中的一次。我的爷爷奶奶也是被捕去的若干红属中的两个。这种事，在当时不算什么大事。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无休止地清乡就像贪婪而又勤劳的渔夫手中的网，一次又一次地撒出，又一次又一次地拖回。被捞出水面的鱼儿活蹦乱跳着，气急地扇动着腮叶，很快就被刮去鳞片，开膛破肚，做了渔夫刀下的食物。在当时的鄂东北地区，立志呵护鱼儿的人力量太小。他们自己就是鱼，他们必须时刻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才不会让自己也被网住。他们顾不上更多别的，甚至顾不上自己的亲人。
简家同样如此。简家是个大家。若搏击起来，简家是有一番壮烈可以创造的。但简家所有的男人都走了。他们背着枪扛着红旗去闹革命去了。先五千里去了川陕，再辗转通、南、巴。再走甘南、陕甘宁。在此之后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等待他们去征服。他们顾不得别的。简氏家族自然也有近亲在东冲村。但他们也是红属，他们也是被网觊觎着的鱼儿。他们跑还来不及呢，谁会去顾及我的爷爷奶奶呢?
只有范桑儿。只有她，这个简家的儿媳妇，这个十七岁因为父母的指定嫁到简家来做了三天简家人的妻子的人。只有她不肯放弃我的爷爷奶奶。她不顾村里人的阻拦，转身冲出村子，去追那支捉走我爷爷奶奶的军队。她要去把他们救回来。她披头散发地追去。她的鞋都跑掉了。她一边追一边哭着喊："咱爹--咱娘--"她就这么一路哭喊着奔下去。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疯了。她一个娇弱的女子，她以为她真能把那张网撕破，把网里的鱼儿救出来么?她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一条鱼，那张网正等待着她自己投进去么?人们傻了似地站在那里，看着她长发披拂着跑远了。人们突然有一种被利刃刮鳞剖腹的撕裂感。
入夜的时候，网收了，挂在那里滴淌着水。所有被捉住的鱼儿都被关在一座破旧的大庙里，等待发落。
发落是有规矩的。一般情况下，躲藏在老百姓家养伤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农会干部、妇女会干部、赤色武装队伍人员，都是格杀勿论。剩下的红属，处理起来就要细一些，大致也是有章可循的。男壮服苦役，苦役之后由家中交六百六十吊钱保人。女人和儿童则卖往白区。老人服不动苦役，插上草标也不会有人买。也简单，交钱放人。但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放，像我爷爷奶奶这样养出四个红军的老人，那是大恶不赦的，绝对在杀头之列。人们非常清楚斩草除根、杀一儆百的道理，他们不会对网中的鱼儿有太多怜悯。
我的大妈是在半夜里扑进大庙的。被抓来的人都还没睡，互相拥挤着窝在墙角。心惊胆战和哭哭啼啼这时早过去了，人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有一个班的黄衣兵守着被抓来的人。那些兵在大庙里点了一堆篝火，将抢来的鸡鸭杀了，褪了毛，拿枪条穿了在火上烧。烧好了一人分一块，吭哧吭哧咬得直淌油。一边啃着，一边说些粗俗的笑话，打发顺天移动的月头。我的大妈的突然出现使大庙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们全都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突然撞进庙里弄得不知所措。我的大妈哭着喊："咱爹--咱娘--"我的大妈一边喊叫着一边在人群中寻找。那些兵开始都发着愣，鸡腿鸭脖子横在嘴边。后来醒悟过来，一个兵操起枪，过来捉我的大妈。我的大妈没有看见他，她只顾转着圈在人堆里找人。那个兵在后面捞了几下没捞着，生气了，抡起枪，恶狠狠地朝我的大妈砸去。我的大妈没有防备。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防备。她满脑子想的就是找到她的公公婆婆。她丢了他们。她得把他们再找到。杂木做的汉阳造枪托十分结实。人们先是听到一声钝物的撞击产生的清脆的骨裂声，继而是我的大妈尖锐的惨叫。骨裂声和惨叫声在阴森森的旧庙里绕不绝，让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我的大妈耷撒着双手跌倒在地上，她的额头撞在一块青砖上。鲜血汩汩地涌出来。那些兵这时都围了过来，执着枪好奇地看着我的大妈。我的大妈撑起身子往前爬去，她的一条腿奇怪地拖在地上。她的整个脸都被额上流淌下的血涂满了。她努力朝前爬着，朝人堆里爬着。她一边爬一边嗓音微弱地喊着："爹呀--娘呀--"那些兵都有些发呆。他们先是有些不明白，后来他们才弄懂了。这个女人，这个执拗的女人是在寻找什么人。那些兵，不由自主地闪开一条甬道，看着我的大妈双手抠着渗满香灰的砖缝从那条甬道中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向着黑黢黢的人群伸出她的双手。
最先是我的奶奶，她从人群中扑了出来。紧跟着是我的爷爷。他们像喝醉了酒似地跌跌撞撞冲出人群，扑向我的大妈。他们把我的大妈用力往起拉。但他们拉不动，他们太老了。他们索性一屁股坐下去，把我的大妈用力地搂进怀里。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哭："娃呀!我的亲亲亲亲的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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