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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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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文学语言向日常语言的过渡和靠拢。为了照顾工农兵读者的阅读能力和趣味，越是日常的就越是大众化的，越是大众化的就越是文学的，这种逻辑已形成范式，具有左右读者的强大惯性。这样，以日常生活和工农兵文学传统中既有的常规和逻辑来阅读、理解诗歌，感到“读不懂”就是正常的。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⑾谢冕委婉地说明，不同的文学类型应有不同的读者范围，工农兵文学传统强调的通俗易懂和大众化标准，显然和一个多元并置的思想、创作氛围格格不入。
孙绍振从两个角度肯定了朦胧诗。首先，它“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不屑于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其次，他认为，艺术需要训练和熏陶才能掌握。而且，“艺术有改造、丰富群众趣味，提高群众艺术修养的任务”。⑿显然，孙绍振把理论的焦点对准了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十七年文学时期中的一个经典命题，提供了一种迥然相异的指向：过去强调向群众学习，知识分子身上非群众的东西必须大力加以改造祛除，而经验证明，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未必是可靠和完美的，于艺术的发展很可能就是一个障碍。
当诗人用崭新的诗篇，崭新的审美意识突破、粉碎某种业已成为习惯的、机械的接受方式之后，诗人和读者将获得再生。换言之，对读者既有阅读成规的刺激、挑战和破坏，会带来读者阅读能力的提高和阅读趣味的长进。徐敬亚期待的正是“他们表现力的完美化与一部分落伍的读者审美趣味的转移与提高将同时艰难地进行。”这个意义上，朦胧诗所担负的“朦胧晦涩”的指责，恰恰是它的光辉所在。
朦胧诗终于在一批批诗人和理论家们的坚持下站稳了脚跟，许多后起之秀纷至沓来，其中也不乏拙劣的仿制者──某种意义上，朦胧诗已然获得经典的地位，并为后来的实践者无形地厘定了诗歌的规则。朦胧诗因其富于革命性的尝试赢取了自身的价值。然而，它所获得的权威性很可能会谋杀其革命性的品质，从而成为自身发展中更为致命的障碍。这样，八十年代中期，朦胧诗遭遇到来自于新生代诗歌的另一场飓风，也就在所难免。１９８４年酝酿而起的新生代诗歌群，开始向他们的前辈树起了反叛的旗帜，并于１９８５年间发展成一股强劲的运动，而朦胧诗群这一“旧人”的光芒，也就在“新人”的到来中渐渐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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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⑵ 《百家诗会序》，《上海文学》，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⑶ 《请听听我们的声音》，《诗探索》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⑷ 同⑵
⑸ 《２０世纪中国新诗：１９７８～１９８９》，《诗探索》，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⑹ 同⑴《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
⑺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⑻ 丁力：《古怪诗歌质疑》《诗刊》，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
⑼ 李丛中：《朦胧诗的命运》，《作品》，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⑽ 同⑴
⑾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１９８０年５月７日。
⑿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江河 作品 星星变奏曲,江河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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