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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朦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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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人。
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日益成熟的同时，新诗潮诗歌理论也迅速地成熟了起来，许多敏锐的理论家很快就准确地把握到了那股不可遏止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动，他们从“朦胧诗”中看到了诗歌发展的健康轨道、看到了中国新诗的前途和希望，并为保障“朦胧诗”不被扼杀，而与旧的保守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孙绍振先生在总结过去诗歌发展的教训时说：“到了《讲话》发表以后，许多诗人一下子还来不及严格地区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和诗歌创作中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规律的界限，事情走向了另一极端，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以直接表现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的过程为满足。诗人的真实感受被忽视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回避自我的倾向。新诗在力图突破思想和生活的局限的同时，新诗的优良艺术传统却遭到了不应有的冷落。通过塑造具有独特个性和自我形象来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的正当途经荒芜了，长期为遗忘的青草所覆盖。”⒃他批评建国以来的诗歌“用一时一地的政治口号，来糊裱自我，成为普遍的倾向”⒄。这里，人本主义文学中的“自我塑造”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如何看待自我，如何对自我价值进行重新定位，也就成了一个辄待澄清的问题，显然，新诗潮诗人在这里与旧的保守思想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孙绍振先生在后来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指出：“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⒅对自我权利、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异己力量的否弃，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它在新诗潮诗人这里得到了确认，而新诗潮诗歌理论为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刘登翰先生说：“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确定，给诗歌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的解放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是出现在诗歌中的人的形象不同了，不再是像一棵草、一个螺丝钉那样受着历史的驱使和等待救星的拯救，而是一个充分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历史主人形象。诗歌不再象过去造神运动那样把主宰历史的命运归结为救世主的恩赐。”⒆刘登翰先生的这段话正深刻地说明了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于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新诗潮诗歌理论对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推进，必然遭到来自另一方面力量的强悍抵制，譬如在人的价值标准问题上，程代熙就曾引用歌德的话说：“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刻知道你的价值。”“可是你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⒇歌德的话当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程代熙等人并不认为“当前现实的要求”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反，他们认为当时的要求仍是那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尽管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竭力阻挠新诗潮的发展，但历史最终还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的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碍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２１］新诗潮诗歌理论在新诗潮诗歌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新诗潮诗歌理论走向完善的标志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个崛起”的诞生。新诗潮诗歌理论成熟以后，新诗潮诗歌理论家便和诗人一道，把新诗潮诗歌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朦胧诗”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对十年动乱直接进行批判的作品少了，因为这时的新诗潮诗人已经进入了新的思考，思考在噩梦过去之后，他们该怎样选择新的方式生存，该怎样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因为在思想“解冻”之后，诗人原来与之抗争的对象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颠覆，诗人已经从先前的“战斗的英雄”变成了“退役了的英雄”，但“退役了的英雄”这时并不是在缅怀过去的荣光，而是在反省着过去的同时，更在思考着未来的方向。只有较早的一些诗歌还在传达着与先前相似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它们也已由过去的批判精神转化成了承担未来的重托的精神。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写道，“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２２］，她在《这也是一切》中还写道，“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２３］这些诗句中都传达了诗人积极承担未来的重托的英雄主义精神。当时之所以仍会产生这样的诗句，是因为诗人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之中，诗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战斗者的姿态，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面临着“英雄退役”的历史命运。一旦当诗人进入了反思，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之后，这样的诗歌也很快就消失了。促使新诗潮诗人进入反思的，仍然是十年浩劫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伤痕，他们的青春在“文革”噩梦中被荒废了，当他们从噩梦中醒来，猛然发现自己已人过中年，青春的消逝，使他们已不能正常地从头开始在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就像还没有学会飞翔就被剪去翅膀的鸟。那么以后的方向在哪里呢？面对这些问题，新诗潮诗人曾经迷惘过、孤独过、悲哀过、有过愁、有过泪，只是还没有方向。这时诗人北岛的感受是，仿佛自己被抛弃在了一片《陌生的海滩》上：“灯塔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２４］或者感觉自己就像大海中的一座无依的《岛》：“没有标志／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浪花祝祷的峭崖／留下岁月那沉闷的痕迹／和一点点威严的纪念”［２５］。顾城的感受是自己仿佛在一条漫长的《小巷》中，无法找到出去的门：“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２６］。梁晓斌的感受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２７］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当时由于找不到方向而表现出来的苦闷、迷惘的心情。但我们的新诗潮诗人却并未因此而沉沦，既然他们的主体性已经觉醒，也就不会在新的挫折面前低头，既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世上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也就不会再等待救世主的拯救，既然他们明白了路还得靠自己去探求，他们也就不会失去希望：“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２８］，“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２９］（北岛），虽然是在“陌生的海滩”，海鸥不会自己落在你的手上，但你却并没有失去抓住它的可能，虽然是一座大海中无依的“岛”，但它却在倾听着希望的琴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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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江河 作品 星星变奏曲,江河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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