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人格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资料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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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人格

蔡元培这三段话，足令一切文化专制主义者和学术霸权主义者自愧弗如了。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曾经不准介绍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蔡先生主持的学府绝不会发生这类咄咄怪事，学术思想史告诉我们，任何学说（当然是称得上学说者）。都对学术发展起过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用一句反动或唯心，是不能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蔡元培不仅是这样说说，而是这样实践，他的兼容并包，不仅给旧派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马叙伦等人以自由，他更给新派以自由。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蔡元培主持北大后，正是爱因斯但相对论学说新兴起，他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王＋栗）作理科学长，震动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此外、李大钊，创逻辑学名的章士刊，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等，都是他请进北大的。他还把既非旧派也非卜新派，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引人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学生曾做柏梁台体诗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当时的北大真的是百花齐放。

　　胡适是陈独秀推荐经蔡元培批准到北大任教的，蔡对胡有知遇之恩。蔡元培旅欧期间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１９１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１９２１年写出《红楼梦考证》，其中很大篇幅就是对蔡著《石头记索隐》的批驳。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从辩论的角度看，这话是非说不可的。而有些话如“很滑稽”了，“笨谜”了，“大笨伯”了，也可以不说。据《胡适的日记》，胡将《红楼梦考证》送给蔡，蔡回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野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慨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严谨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胡在日记中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后来蔡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对胡适的批驳提出商榷。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要推倒‘附会的红学’，还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然后说“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于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一个青年教授，初露锋芒就向德高望重的校长挑战，且不说蔡先生的雅量，这样自由的学术风气能不令人向往吗？历史证明，正是胡适推倒了旧红学开创了新红学。

　　蔡、胡经过这一次真刀真枪的学术交锋，彼此并未产生隔阂，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的近１５０万言的《胡适书信集》（三卷）中胡致蔡信，可知这以后蔡仍常以胡适为倚重，胡几次坚辞大学委员会委员、第一国语模范学校校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蔡均坚留不允。胡也几次将学校有关事宜向蔡陈述请示，在朋友问尊称蔡为“孓丈”。在胡致蔡的这些信中，如他自己所说，或作披肝沥胆之言，或作狂妄之言，可见他对蔡的尊敬和信任。胡也是劝蔡辞掉代司法部长之一人。这期间他们的分歧也不少，涉及的事情也较复杂，不及叙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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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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