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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 刘和珍君!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纪念 刘和珍君》写作背景: 文中写到的“三·一·八”惨案是继“五卅惨案”后,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又——次大屠杀,它的直接导火线是3月12日的大沽口事件。1926 年3月12日,为了帮助奉系军阀张作霖消灭冯玉祥统帅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日本海军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舰被迫退往塘沽。大沽口事件发生后,3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在天津附近集中各国军队,准备武力进攻。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17日,部分学校,团体代表到国务院请愿,执政府卫队竟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广大群众更加愤怒。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到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群众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打死打伤200余人,制造了屠杀爱国人民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都在遇害者之列。
3月18日下午。 鲁迅先生正在西三条寓所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噩耗传来他无比愤怒,在文末特地注明了时间,并把 3月18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3月25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民隆重追悼刘和珍,杨德群烈士,鲁迅亲自参加了追悼活动。对烈士牺牲的悼念,对反动罪行的愤慨,对未来战斗的渴望,交织在鲁迅心中。 4月1日,他饱蘸着血泪,用愠怒而悲愤的笔调,写下了《纪念 刘和珍君》这篇感人至深的不朽文章, 本文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 1926年4月12日第4期,后由作者编人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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