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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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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像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那样的爱国请愿，毫无疑义是群众的一种爱国运动；向政府去请愿，提出人民的要求，也毫无疑义是群众的斗争方式之一。但请愿究竟不是彻底的革命斗争，也不是彻底的爱国斗争，尤其是向当时那样反动的政府去请愿，除表示出了群众的意向和力量，实际的效果是决不会有的。当时，我们的党就一方面领导着群众的一切爱国运动，一方面时刻向群众指出反动政府的实质，指出对反动政府不能存在幻想，同时更指出必须进行比请愿之类更彻底的爱国斗争，以教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爱国运动都无限关心，并且热烈参加和支持，那是不用说的；同时，他指出向反动政府请愿极少效果，这在提高群众的认识，鼓舞群众进一步走上彻底的爱国道路、革命道路上去，是完全正确的，是和共产党的战斗态度完全一致的。他在当时写的《空谈》一文中所说的像下面这样的话，就正是他的正确的战斗的态度的表现：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再者，鲁迅先生虽不以请愿为然，但对于请愿群众是始终同情和支持的，看同一文（《空谈》）中下面这两段话就最明白：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这不仅说明鲁迅先生完全以最鲜明的态度站在群众的方面，而且像这些话以及当时发表的好几篇文章，这样及时地、最尖锐地揭露了人民敌人（包括反动文人如陈源等，他们诬蔑群众去送死，又诬蔑群众领导者，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凶毒和阴险，对于当时群众的斗争是最必要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原载《文艺学习》１９５４年８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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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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