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评说《红楼梦》的杯具价值时,指出关键性的一点,是《红楼梦》不把杯具之因归罪于几个“蛇蝎之人”,而是“共同关联”的结果,如林黛玉,她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联的“共犯结构”之中。而“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他的贾宝玉与贾母。他们实际上都成了制造林黛玉杯具的共谋,都有一份职责。这种杯具不是偶然性的杯具,而是人处于社会关联结构之中成为“结构的人质”的杯具。
《红楼梦》的忏悔意识,正是意识到自己乃是共谋而负有一份职责的意识。《红楼梦》正正因有此意识而摆脱了“谁是凶手”的世俗视角,进入以共负原则为精神支点的超越视角。可惜王国维未能发现《红楼梦》美学价值中的另一半--喜剧价值同样具有它的特殊的深刻性,即同样没有陷入世俗视角之中。
贾雨村在乱判葫芦案中扮演荒诞主体的主角,但他并不是“蛇蝎之人”的主角。当他以生命个体的本然应对讼事时,头脑十分清醒,决定十分明快,但是,一旦讼事进入社会关联结构网络之中,他便没有,并立即变成了结构的人质。他应对明目张胆的杀人行为而发怒时,既有良心也有忠心(忠于王法),但是良心与忠心的代价是必将毁掉他的刚刚起步的仕途前程。一念之差,他选取了徇私枉法,也因此变审判官为“凶手的共谋”。可见,冯渊无端被打死,既是薛蟠的罪,也是支撑薛蟠的整个社会大结构的共同犯罪。说薛蟠仗势杀人,这个“势”,就是他背后的结构。
贾雨村在葫芦戏中扮演荒诞主角,表面上是喜剧,内在则是一个士人没有、没有灵魂主体性的深刻杯具。总之,《红楼梦》的内在结构,是杯具与荒诞剧兼备的双重结构。也能够说,《红楼梦》的伟大,是大杯具与大喜剧融合为一、同时呈现出双重意蕴的伟大。一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只重其杯具性,忽略其荒诞性,这天正需要我们做一补充。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哲学的,指的不是《红楼梦》的哲学理念,而是它的生命哲学意味和审美意味,即由《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及其他女子等美丽生命所呈现的生命形上意味。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永恒魅力和美感源泉,不在于它与社会形态变动相连接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呈现了一群生命,一群空前精彩的诗意个体生命。这些生命,也带有儿童的天真和原始的气息,在你争我夺的功利社会里都在内心持续一种最质朴、最纯正的东西。
《红楼梦》塑造林黛玉等一群至真至美的诗意女子形象,是中国文学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奇观,也是世界文学的奇观。《红楼梦》女性诗意生命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主要形象,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有一共同特点:不仅仅外貌极美,而且有奇特的内心,这便是内在诗情。
贾宝玉称她们属于净水世界,这不仅仅是概括她们的“柔情似水”的女性生理特点,而且概述了她们有一种天生的与男子泥浊世界拉开内心距离的极为干净的心理特点。她们的干净,是内心最深处的干净,她们的美丽,是植根于真性情的美丽。因此,曹雪芹给予她们的生命以最高的礼赞。
他透过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礼赞晴雯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一赞辞,既是献给晴雯,也是献给其他所有的诗意女子。《芙蓉女儿诔》出现于《红楼梦》的第七十八回,至此,曹雪芹的眼泪快流尽了。
他借宝玉对所爱女子的最高也是最后的礼赞,包含着绝望,也包含着期望。那个以国贼禄鬼为主体的泥浊世界使他绝望,但是,那个如同星辰日月的净水世界则寄托着他的诗意梦想。《红楼梦》的哲学意味正是,人类的诗意的生命应当生活在泥浊世界的彼岸,不好落入巧取豪夺的深渊之中。
人生只是到人间走一遭的瞬间,最高的诗意应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林黛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回到宇宙深处的故乡时,不带俗世中浊泥与尘埃,乃是一片身心的明净与明丽。《红楼梦》充满杯具氛围,正是正因它本身就是这样一曲悲绝千古的诗意生命的挽歌。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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