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农诗人李绅的双面人生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唐代诗人李绅青年时代所写《古风》二首（又题《悯农》）家喻户晓，千古传颂，弥久不衰，铸为格言。李绅也因此被称为“悯农诗人”。据说，从小讨饭的明太祖朱元璋见儿孙糟蹋粮食时便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李绅的《悯农》诗你们谁会背呀？”历朝历代，此种情景，在中国无数个家庭演出过。诗中名句，是有史以来少数妇孺童叟皆能背诵的诗行，其教育意义怎么估量也不过份。

李绅之所以能写出这两首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悯农诗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虽出身于官宦之门，但六岁丧父，母卢氏教以经文；幼居乡间，十五岁其母赁屋于惠山脚下，命他从师苦读，使他目睹了农民的苦难和社会的贫富不均，自然便在诗中由衷喟叹。比起这两首诗，“李绅”这两个字的知名度，明显偏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历史文献中，对于李绅其人颇有微词。如果只是熟读《悯农二首》，而不了解李绅的整个人生，一定会认为李绅是个生活俭朴、心地善良的人。其实李绅是个生活奢侈、人品低劣的官僚。文品与人品有时候并不一致，“文如其人”之说，对李绅而言绝对是个谬论。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李绅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他从国子助教做起，晚年官至宰相，封赵国公。然而，李绅发迹后再也没有了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花天酒地、贪图享受之人。史载，李绅在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并且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全然没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简朴与珍惜的意识。与李绅同一时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李绅家中私妓成群。诗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李绅请他饮酒，并让几名家妓出来作陪。刘禹锡对其中一位一见倾心，一时诗兴大发，吟了一首《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见刘禹锡如此着迷，便将这位家妓送给了刘禹锡。发迹后的李绅还热衷于拉帮结派。唐朝中后期士族官员以李德裕为首，称李党。庶人官员以牛僧孺为首，称牛党。牛李两党水火不容，双方互相倾轧了近40年，史称“牛李党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中，李绅紧跟李党老大李德裕，是李党中的骨干分子。李绅最大的污点，是他晚年和李德裕共同导演了一场草菅人命的司法腐败案。司马光《资治通鉴》载，854年，淮南节度使李绅上奏说，江都县令吴湘虚报出差补助费，用贪污得来的钱财作为聘礼强娶民女，按照法律，他犯了贪污罪和强娶民女罪，李绅因此判他死刑，而这个吴湘是大文豪吴武陵的侄儿，不服上访，偏偏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一直厌恶吴武陵，在舆论普遍认为吴湘案有冤情甚至检察机关要求复审并最终认定吴湘贪污案成立但法不至死的情况下，李德裕仍无原则地偏袒李绅，维持原判，随即吴湘被处死，要求案件重审的相关司法官员崔元藻、李稠等被降职远调。问题是《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先生奉行“为圣人隐，为贤者讳”的原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不该掩藏的真相，从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可以找到证据。孙光宪是五代十国之一荆南高季兴的检校秘书监兼御史大夫，严谨而博学，他大约出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卒于宋太祖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比司马光早出生124年，孙光宪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 孙的《北梦琐言》载：“（李绅）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惩无礼也。” 原来，李绅坐镇扬州时，看中了原本也是豪门后来因家道中落而寄居扬州的颜悦之女，想纳她为妾，而其属下江都尉竟色胆包天抢先下了聘礼，这是公然与李绅抢夺女人，李绅勃然大怒，看到吴湘的聘礼很丰富，就派人调查他的收入来源并判他一个贪污罪，随即上奏朝廷要求处决吴湘，其动机只是为了惩罚吴湘的无礼，出一口夺妻之恶气罢了。

人是会变化的。李绅从一个悯农诗人蜕变为一个奢侈腐败的官僚的原因可以从现实中找到答案。有位领导在“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讲话中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一些党员和干部高高在上，官气十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甚至当官作老爷，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违法乱纪、腐败堕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听不见民间的呼声，看不见民间的疾苦，就是李绅蜕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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