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具体情况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企事业机关单位之间,城市居民、农民、公务员、事业单位、城镇职工之间也都各不相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认为:“首先应该实现中央统筹,按照各地居民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支付基础养老金。其次是做好个人账户,可以包括个人缴费、企业的员工福利,甚至商家消费的积分都可以转化为养老金,交给安全的受委托人,并建立良好的投资机制,将来保证老年人改善生活。”

　　同时,还应解决社保“欠账”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康美药业公司董事长马兴田说,从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长达40多年的国家包干，使养老金“亏空”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一大障碍。他认为,现在国家财政收入猛增,应该逐步偿还历史欠账,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缴纳的社保补起来,“补足了,企业职工养老金自然会有较大增长。”^[1]

　　郑秉文的建议是，不要再做试点，直接启动改革，可以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过渡：第一，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职业年金的制度设计，要一起宣布，让这些人感觉到待遇水平没有下降；第二个联动，事业单位不要分出三六九等，一起参加改革。第三个联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一起联动参加改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