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与乡村教师及志愿者合影。

“ 做事还是挺胆小的”

崔永元的父亲曾是团政委，三次负伤。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院里七十多个孩子，大致平均分两派，凭借“小恩小惠辅以政治思想工作”，他成为一派的头头。“你一定得想办法混到这里面的那个头，你就能制定规则，如果你就是一个跟着玩的，你就只能尊重人家的规则。”

崔永元觉得，永源基金会要成为标杆，才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他不想随波逐流。

基金会刚成立时，可以有3亿进账，他没要。“说实在话，你想贪，你想放在自己兜里，你想拆东墙补西墙，你想不认真，有多少钱你都能花出去。” 按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要支出上一年总募款额的70%，他知道，依法合规地花钱很难，他有一个新思路，“预算式”募款，按计划，花多少，募多少，“上浮个5%或者10%就行了”。他说这是他的“发明”。

崔永元说，“我有时候说话很理直气壮，但是做事还是挺胆小的，挺谨小慎微的，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大容易出事。”

“你要打擦边球，可不可以打？可以打，比如说从业的人员收入不高，承受的工作压力却不小于商业公司，你拿什么东西平衡？我们可以变着法地做一些补贴，但是在永源基金会没有，所有捐赠品的进出都有详细的清单。”李国武说。

不久前，捐方给“爱飞翔”项目的乡村教师每人一部手机，发放过程中丢了5部，因为参与的都是志愿者，无法查清责任人，也无法形成负责机制，只能由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按价赔偿。5部手机，4000元钱，一个月工资没了。

这是崔永元想解决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中国做公益都在“烧年轻人的热血”，这不够先进。他希望公益从业者的收入都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甚至更高，对他们，也不再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而是职业要求。

基金会成立以来，他没有对任何员工提出过“特别严厉的要求”或者有过些许“指责”。“实际他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如果你都坦诚相见，就会跟他相安无事，如果你跟他耍心眼、玩阴的、玩坏的，他加倍还给你。”李国武说。

2012年年初，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口述历史”项目的执行团队归为传媒大学下属的二级单位——“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名字虽与崔永元有关，但他却不在其中担任任何职务。如今，项目具体操作层面的事他也已经不再干涉，时间多了，他去东方卫视做了一档名为《东方眼》的新闻解读类节目，以最“笨”的方式创新。

崔永元在不断进化，更精准一点，或许是“自我革新”。

他胸前常挂一锦囊，囊中之物是一副老花镜，用来看书读报。接受采访的前夜，他睡得比较早。“三点之前，我看完了两本书，翻了大概20多本杂志。”

他说他学习、结交好的朋友，他总在思考，想明白了，就去做。他说他至今还非常不稳定，不稳定才是他的常态，他希望每个阶段都是真实的自己。

理事会结束当晚，在基金会的小食堂吃了饭，崔永元坐着跟大家闲聊，七八个人将他围在中间，他很放松，一脸标志性“崔氏坏笑”，抖着“包袱”。“有天我进来发现，从《实话实说》到《谢天谢地你来了》，都有人在这吃饭，他们也不知道我忽然进来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哦，来看看‘口述历史’，我说你们不用找理由，同事一场，你们还敢到这来吃饭，就证明我这人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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