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网络跟随者众。

“我就不停地给他解释，”崔永元说，“解释十遍还听不懂，我就说你个‘二逼’别关心这事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认为自己激烈过头，因为对方“不是不懂，他就故意让你出洋相，或者想毁掉你的形象。”他不打算退让。“我就是装个小妇人，唯唯诺诺、颤颤巍巍，那些人也不一定饶过我。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都不得罪人，我天天得罪人，看不惯的我就说，实话实说已经成了骨子里的一个习惯了。”

崔永元表现虽强硬，但也曾一度悲观地“不想干了”。他觉得做公益让他陷入一场“道德绑架”。“我叼个烟斗抽烟，他们说，哎呀崔老师跟斯大林似的。抽烟可有害健康，你看所有人都在夸你。你做公益慈善，他却说，这傻逼就是作秀。”

这与他理想中的环境截然相反，“因为你做公益慈善，你的生活质量都降低了，生存质量都降低了，这不应该呀。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比别人开心一百倍才对呢。”

他说，如果被继续泼脏水、污名化，他就换种生活方式——买最好的车，抽最好的烟斗，穿大名牌，天天在街头闲逛，带几个保镖，哪豪华去哪。

他学新闻，做新闻，料到负面新闻会铺天盖地，“我就告诉你，我这样也不行，我做公益慈善也不行，我是你孙子呀？你总得允许我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吧？那你觉得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就这么简单。”

儿戏么？他觉得有意义。“你别看我孩子气，有一天可能还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叫教育。”他觉得中国缺乏对全民的公益慈善教育，作为公益人，作为知识分子，他责无旁贷，但他的方式未必温和。

“我今年52岁了，想变得温顺一点，但是我女儿都上大学了，我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崔永元就是这个德性。”

永源基金会理事冯仑、江南春

“ 忽然觉得不能胡来了”

2001年，崔永元赴日本，在NHK电视台，他了解到一支“特别采访组”，专做不播出的采访，单纯记录、备用；他去早稻田大学，那里口述历史影像资料馆的藏量“比整个中国做得还多”，朋友带他看了一面墙，中国56个民族的资料都有。崔永元觉得，有些树应该是给后人种的。回国后，他跟中央电视台申请，想在中国做，台里未支持。

第二年，大病一场的崔永元刚出院，他决定自己做。

他策划《电影传奇》，采访老电影的制作班底，讲述拍摄幕后，“口述历史”自此而来。朋友刘会资助1100万元，“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商人。”崔永元用这笔钱运作了2年。过程中，《电影传奇》又产生少量利润。此后，他得到柳传志、冯仑、曹德旺、王石等著名企业家的支持。

冯仑免费提供北京怀柔一处三层楼作为“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柳传志也免费提供了项目所需的采录和数据存储设备。

永源基金会理事孙先红、王建邦

2011年，自由投资人孙先红解囊相助。他是蒙牛乳业创始人之一，也是小肥羊、蒙草抗旱的投资者之一，擅长营销策划，曾在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做了七八年顾问，与崔永元有些工作上的接触。一次听崔永元讲述日本见闻，孙先红被触动。他行走“江湖”多年，性情通达豪爽，结交甚广，打电话给内蒙古包头市金荣建材装饰集团董事长刘金杰。“我说，四哥，有这么个事，崔永元你认识不？他说认识，不就是得抑郁症那个？哎呀！当时把我弄得很尴尬，因为我那个电话挂个免提的，崔老师就在那儿。崔老师就开玩笑，说，没事，我受得了，我好了。”孙先红告诉《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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