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可能是最有名的“连友”，他收藏有海量连环画。他的一个上海朋友也收集彩色精装封面小人书，“好像一共是30几套，就差两套。”董峰说，凑巧，另一个上海“连友”刚好有这两套。需求即是价值，小人书涨价了，非常贵。“欲望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烦恼，在我的概念里，这两本我就不要了，可能在崔老师看来，作为‘连友’，就觉得一定得要。”话题上升到了“欲望管理”层面，为了别人的事，他们互相撂了脸子，第二天见面又烟消云散。

崔永元发起“我的长征”是在2006年，他带队，董峰是他的“战友”。董峰觉得崔永元更习惯做主，“但是，有一条，他有这个意识，他觉得听取别人意见是一个好方法。”

遗憾的是，理智并非时时都在。

永源基金会甫一成立，崔永元说，“本基金会犯错误的可能性是100%，为了不犯错和减少犯错，本基金会最大限度地公开和透明，欢迎监督，允许质疑，并为监督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王振耀提醒过他，透明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他不服气。

“裸体都行，没往自己兜里贪，有什么可怕的？”崔永元说，“其他理事都挺欣赏我这种性格，我自己也欣赏我这种性格。”

“受欣赏的性格”惹来了麻烦。

崔永元专项基金曾一度遭受质疑，一位员工反复向捐款人沟通解释，包括整个春节在内，2个月，哭了很多次。“为什么做公益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崔永元看不过去，一拍脑袋，“基金会奖励你10万块钱，定下来了。”

“不行！没这笔钱（预算）。”李国武对他说，这样做不合法，也不合基金会程序。

拍了脑门，放了话，10万块还是要给的，崔永元刷了自己的银行卡。“挺心疼的。”

“疼痛”让他学着谨慎行事。“现在就学会了，有什么事，跟国武商量商量，按照咱们基金会定的这个规矩，按照咱们的章程，我现在想做的这件事能不能做？能做的那我们就做，连擦边球都不要打，不能做，要不然自己做，要不然把它停下来，要不然下次理事会把它正式提出来。”

“提出来”，遇到的也可能是红灯。

2014年12月10日，永源基金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上，崔永元向董事会提议，将“大病救助”纳入基金会业务范畴。所谓大病救助，即是救重疾者于将死，2014年，崔永元自己募款救了5条人命。

“这个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一样，它有个人品牌在里面，像个家族企业。”监事吴卫军要避免“家长制”出现，用治理机制跟崔永元说“No”。

会议认为，大病救助非永源基金会擅长领域，予以否决。吴卫军提出，身为永源基金会理事长，崔永元分散过多精力到其他领域，不妥当，鼓励他专注于本基金会的项目。

提议遭否决，崔永元表现很温和，或许是失落，无论如何，他微笑着，“我能接受。”

几天后，再次见面，崔永元告诉《中国慈善家》，他并不失落，还很高兴，理事共同决策，把风险降低到最低，“体制上是特别好的事。”

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博物馆里的藏品（摄影_张旭）

“ 我肯定投反对票”

制衡机制避免了“家族制”，同时，被困住的还有崔永元把控项目方向的主动权。崔永元拒绝将“口述历史”快速产品化，在这一点上，他与很多理事有分歧。

“比如我们做一个片子，《我的抗战》，我们觉得很好，可能还能得纪录片奖，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再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了，因为他觉得你观点先行。”崔永元说。他本来有两个团队，一个做采访收集，另一个做产品，为了纯粹，他将后者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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