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央视辞职后，他在中国传媒大学开了一门“口述历史研究”的选修课。虽然被质疑没有讲课证，课停了，但他还是教授。在基金会决策层，从技术和学术角度研究“口述历史”的只他一人，形单影只。然而，投票的日子或许正在逼近。

2014年，永源基金会实际募款额只达到计划的一半，理事会必须考虑供血问题。

公众缺乏对“口述历史”的认知，他们看不到产品，如果不作出调整，想以公众募款支撑项目运作，恐怕是痴人说梦。

理事王建邦提到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崔永元将这个名词记到了纸上，他觉得新鲜。

孙先红人在美国，委托人发言讲解PPT，其中提及可以股捐，将企业与基金会绑定，持续供血。崔永元未等监事发言，先问，“这个现在法律上有问题么？”“这个企业要垮了呢？”“如果这个企业出事儿了怎么办？”

有理事提出，应扩大基金会影响力，一来让理事收获无形资产，二来让基金会逐步实现“自我造血”，方式则是“口述历史”产品化。比如，制作“改革开放杰出企业家口述史”。

“我们做了，已经做了。”会上，谈到“口述历史”产品化，崔永元开始沉默，且愈显疲惫。他的话没说全，做是做了，记录并整理而已，他似乎并没有要制作播出的打算。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你看那天我也没有表态，我想我尊重理事会的决定，但是要投票，我肯定投反对票。”他说如果输了，那就只能试着去做，只是他要去跟制作团队商量，不要伤害“口述历史”，不要功利，不要为了做一个好片子，损失了形象。

理事会那天，议程过了大半，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让助理递给授权主持会议的秘书长李国武。会议结束时，《中国慈善家》记者找到那张纸，上面写着“留下参观时间？”

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博物馆（摄影_张旭）

崔永元是“口述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讲解人，博物馆近9000平米，分主题展出各种相关史料、实物、图片，包括电影馆、连环画馆、书画馆、战争馆等，甚至将老电影导演家里的房间做了复原。现在，可参观的场馆大致讲一遍需要2个小时，2015年1月1日，这里对外开放，“未来还会给学生用来自习、上课、谈恋爱。”

崔永元走在前头，疲惫之色渐消，话也多起来。“这里可能不是最好的博物馆，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自习室。”

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大本采访名单，上写着“采访嘉宾信息明细”。崔永元让其在电脑上随便打开一段视频，一位侵华日军老兵正在回忆。类似的受访者有40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如今约一半的人已去世。采访视频以多种介质储存，盒上写着编号。

他计划找到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的机构，合力做一套电子索引系统，可以检索到照片上的文字、时间、人物、环境和视频中的某一句话及对应画面。所有素材都要人工进行精细的学术化处理。崔永元说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他想达到的标准，全世界还没有，他积累并努力了十几年，如今，刚刚建立初级模板，他说“很狼狈”。

随着崔永元的介绍，赞叹声不绝，在确认参观者被这些学术化的数据震撼到之后，崔永元说，“刚刚（理事会上）有些理事提出，可以做个30年的经历，采访完了马上播出，我们⋯⋯哭笑不得。做片子、挣钱，我们生下来基本就干这事，但是，不能影响正事。”

监事吴卫军说，“口述历史”全盘商业化，他反对，但也不能纯粹采集存储，他提出将项目分开，一面做大众产品，自我造血，扩大影响力；一面坚持纯粹的、公益的“口述历史”收集。

崔永元对此并不乐观，“他们没直接做过纪录片，还是有点合理想象，觉得因为这是稀缺资料，可能社会需要得不行，你看现在网上电视上都是什么节目啊，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你没办法跟那些娱乐节目比。”

如果社会企业或股捐的方案可行，崔永元的反对票或许根本不用投，又或许，投了也没用。好在吴卫军已经建议，补充“口述历史”方面的专业人员担任理事或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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