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等《书经大全》引苏氏曰：“自苗民渎于诅盟，人神相乱。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即此类也。”

胡广等《书经大全》引张氏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三苗之俗，以诅盟为事，是听命于神也。奸人每假神以作乱，如汉末张角谋叛，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张鲁起兵，亦以五斗米首过于神以诱人皆是也。‘绝地天通，罔以降格’者，绝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术格在天之神，绝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

以上二家，均据史为鉴，一举春秋虢国为例，一举东汉张角张鲁为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杜预《集解》：“莘，虢地。……闻虢请于神，求赐土田之命”内史过和史嚚二人判断虢国将亡的依据，并非有神或无神，而仍只是“祭其非鬼”之故。

实际上，就在《国语·楚语下》中与“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一章前后蝉联的“观射父论祀牲”章中，已经论及古代祭祀制度的等差问题。“王问：‘祀牲何及？’对曰：‘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礼”之为言“分”，“分莫大于礼”[21]，“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22]。“礼”的公正性不在于人人同其轻重，而在于各当其分。譬如说到封泰山禅梁父，那么“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23]，皆天子之所为，自诸侯大夫士民以下不可得而问；而如果说到祭祀，则举海内之士皆得为之，前提只是庶人要“食以菜，祀以鱼”。仅从“食以菜，祀以鱼”之一面而言，也可以说古代文化是一种“泛神”的“宗教”吧？
清代王夫之说：“《传》曰：‘国有道，听于人；国无道，听于神。’古之圣人，绝地天通以立经世之大法，而后儒称天称鬼以疑天下，虽警世主以矫之使正，而人气迷于恍惚有无之中以自乱。即令上无闇主，下无奸邪，人免于饥寒死亡，而大乱必起。风俗淫，则祸眚生于不测，亦孰察其所自始哉？”[24]

顾炎武说：“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25]

王夫之和顾炎武都是身兼学统与治术的大学者，二人将世事分为治乱两种状态，治世则当以人弘道，乱世才会听命于鬼神，以此解说“绝地天通”之义，代表了古人的典范性见解。

马骕说：颛顼“其德静渊疏通，其治象天任地，其法男女有别，命官以民事，而五正咸得其职。平九黎之乱，命重、黎绝地天通，神人无复杂糅，民用安生，休祥滋至，化被四海，莫不砥属。”[26]“命官以民事”和“民用安生”二句，明显是与“淫祀”相对而言的。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言颛顼命重司天，黎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绝，以礼烝享而通之，祭则受福，无有升降杂糅，于群后之遏讼在下者，能明扬明哲之人，以辅天常，使鳏寡无壅蔽之情也。”这一见解与崔述相近。

崔述是著名的疑古惑经一流的学者，他认为《尚书》所载，《尧典》称羲和，《吕刑》称重黎，本为二事；[27]重黎为天神祭祀之官，羲和为天象律历之官，修律历始于唐尧，非始于黄帝而至唐尧复修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绝地天通”一语的理解。崔述《唐虞考信录》解《尧典》“乃命羲和”一章说：“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朞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后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复修之也。……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盈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

以上二人所说“以礼烝享而通之”、“皆谓宗祝祭祀事耳”，表明二人认定“绝地天通”为制度与职守性质的问题，而制度与职守正是人文方面兴盛发达的主要标志。[28]

汉唐及清代学者注重名物训诂考据及章句之学，能守古义。宋明时期，学者的议论虽偏重于义理，但宋代史学原本发达，故学者的议论仍能据史为说。综上所述，自汉代以至清代学者对于“绝地天通”一语的注解或解说，都是从官职、礼制和人事方面，其总的背景则是人文文化业已兴盛发达至一个较高水准的“人文化成”局面。

由此审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对于觋巫、祝宗与五官职守的概述，所谓精爽不携贰、齐肃衷正、上下比义、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以及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其境界造诣之高远，绝非可以妄议。

再反观《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章，其中说到祭祀制度之用意，处处透露出中国古代祭祀文化异于其他宗教信仰的特质。如说“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从，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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