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肯定有。比如《草房子》里的桑桑，他其实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青铜葵花》里，虽然青铜不是我，但里边的很多东西是我看到的。比如其中的奶奶，很多故事，就是我的奶奶实际生活中的故事。包括她的形象：一头银发，拄着拐杖，站在村口，我写这个形象的时候，又看到了她。很多作品，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原型，找到原发性的事实，《青铜葵花》这个故事的缘起，也是来自生活。

　　作家分为两类。一类对当下非常敏感，又奇怪的没有任何历史记忆，他只看到他今天的事情。恕我直言，我对这样一批作家感应世界的方式是不感兴趣的。一个人所写的东西，还应该是经过历史积淀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可靠的，才可能对它做一个比较确切的解读和感应。这一次在南京，有位记者提了一个问题，问《青铜葵花》写的是过去的事情，还能感动今天的孩子吗？我就说这是个伪问题。照这个逻辑，我们今天不用读《红楼梦》了，它还可能让我们感动吗？我们也不可能读《战争与和平》了，它还能让我们感动吗？我们许多人把现实主义理解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可笑的，是对现实主义的平庸的理解。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它与载体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无关。不是说写现在的下岗女工就是现实主义，而写过去的皇帝就不是现实主义，或者不写现在，不写过去，就写幻想中的东西就不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今天发生的事情无关。

　　并不是过去的经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现在发生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我每一步过来的经验都价值如山。昨天，前天，甚至是更遥远的记忆，它们和今天的经验同等价值。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东西，人没有变。人只不过改变了他外在的一些东西，但是人的人性没有变。如果人性变了，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人基本的感情方式没有变，基本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变。即使是欺骗，我也是对的

　　记者：可是这些深情的回望，是不是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青铜葵花》，您也说过，这是一部描写苦难的作品，包括青铜一家所经历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辛的。可是您用一种如此深情、唯美的笔调去描绘这种生活，这种苦难，这种深情和美是否有一点虚假？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去面对这些苦难，发现它们未必像您的描述一般美好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是欺骗？

　　曹文轩：如实地反映生活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包括我们当下所目击的现实，写下来也不是当下，因为任何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主观性的。人已经被自己的知识、美学教养调养出来了，被调教过的人看见的生活是否是生活真正的本身，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企图把这个原来的生活表达出来也不可能，因为一切已成为历史流去。流去的往事只是人的回忆，并不是本来的面目。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再现永远不可能。我们现在所说的再现充其量是一个符号学上的再现，只是一个表象，而不是世界本身。

　　而且作家在描写一种生活的时候，最高的境界不是如实地反映生活，而是对以往的生活进行处理，因为他应当对这个世界有所担当，有所引导，比如《青铜葵花》。他们的生活的确非常艰辛，但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困顿的境地里，也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世界。我即使是欺骗了小读者，也是领着他们从低处往高处走。我使读者对苦难有了一个有境界的解读，我想告诉读者，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不要拒绝苦难，我们依然可以在苦难中保持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我们确实是从苦难当中过来的，但就是在那样的大苦中，有大善。我们有些作家一回到这种环境，就只看见人性之恶；如果人性全是恶的，那我们是怎么一辈辈走下来的？如果把恶看成是现实主义，把善看成是非现实主义，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即使是欺骗，我也是对的。

　　记者：这是否与您总是采取儿童视角来完成作品有关呢？

　　曹文轩：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还是有多种原因的。采取儿童视角，在我进入写作时，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受，感觉自己在受到净化。选择这个视角，就不可能像一些作品一样，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只有丑恶，只有残暴，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被过滤的世界。所以选择儿童视角，很容易实现我美学上的一些期望。

　　当然一个人的写作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这些，因为他的社会经验是非常广阔的。所以，选择儿童视角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它会使我们有意无意的避开了那个更广阔的、更深邃的世界。所以在写《天瓢》时，我就把这个视角给撤了，现在写着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长篇，也把这个视角给撤了。因为这些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记忆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会经常使用儿童视角，比如《青铜葵花》。(本报记者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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