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就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原因在于嫉贤妒能、对白有芥蒂：“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这话虽有几分理由，却也不尽然。蒋对白之个人威望或权力的疑虑，是没有问题的，但决不至于因此宁愿打败仗。蒋氏因为渴望胜仗，才在四平大战关键之际派白氏飞抵东北督战，如果忌惮他，根本不会派他去；公平地说，是蒋氏认为大局已定，稳操胜券，才把白调回南京（对照他调白氏来督战一事）。
我以为，蒋氏下停战令，应当有这样五个基本原因和动机：一、东北战事必胜的情势和信念，因此不怕暂停战事半月二十天，与过于自信和轻敌的心智错误相连，这是最重要原因；二、发出停战令，向屡屡大发脾气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显示自己大度和诚意，给他面子，舒缓压力，柔化与美国关系，这不是主要原因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念构成蒋氏心灵极大困扰，因此不能不出现停战令这种纯属作态式考虑；三、林彪部大败，似乎举手可擒，白在东北已无必要，留下除了以举手之劳得首功，已无实际意义；四、门生杜聿明从最初就在东北指挥，功不可没，其所率诸军应可势如破竹，轻松拿下北部剩余几个大城市，让他建功立业；五、宣布停战令，可把收复东北的战事，明显分为为两个阶段，即四平之战、收复长春为前一阶段，而攻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最后消灭东北全境林彪势力，变为后一阶段。他不令孙立人新一军挺进一百里一举拿下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诸城，与此有关，他希望将其余大城市的攻占，让杜聿明去轻松完成。
隐藏在蒋氏这个大错误阴影里的，还有其他原因，如用人不当，对迁延战事产生消极影响。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杜聿明意见相左，杜不免受制于熊。但是，对于这一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来东北战事，白氏此文未做论述。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后来这支大军被林彪收去，势力大张，成为林彪后来反扑、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一个大错误，等于为渊驱鱼。蒋氏任用的东北大员及其行政系统之庸碌无能，不能动员和组织东北人民辅助军队，确实也是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方面，与*的活动能力和宣传能力对照，一目了然。不过，这些原因和错误，实际影响来得较为缓慢，都不能和蒋氏贻误战机、擅自宣布停战令这一军事上的根本大错误相比。这种军事上的大错误，实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笑谈，白白让手下一群虎将英才遗恨终生。
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在台湾上蒋氏密函，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而任其坐大反噬这一“养虎遗患”教训；蒋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
白先勇先生认为，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东北是国共主力较量的第一战场，却由胜转败，导致四十七万最精锐军队受困在此，动弹不得，消耗巨额军需费用，政府财政支出近百分之七十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大半用于东北战事，最后寸功皆无、全军覆没。驻守华北军队力量单薄，无法抵挡林彪百万大军，平津陷落势所必然。东北精锐全军覆没，对其他非精锐部队产生的心理震动，对全国军心的挫折，是无法言传的。林彪败军一瞬间变成不可抵挡的神威之军，这种心理效果比枪弹可怕得多。
白先勇先生还指出，在四平战后有四个月双方没有大的战争，如果东北国民政府大员（指熊式辉等人）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最后两军决战时，国军不致那么孤立而被一一击破。这也是切中肯綮之言。他批评政府用人不当，所选之人既无政治才能又无组织才能，既乏人望声威又缺外交才能，东北党、政、军三方面彼此不合。其他有识之士则指出，军方除了孙立人将军外，多是骄兵悍将，甚至贪赃枉法。此后，陈诚取代熊氏，在一九四七年秋冬连吃败仗，不得不卸职。一九四八年二月卫立煌受命，已无法改变败局。在军事上，卫与蒋严重分歧，抗命不从。
国民政府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在东北很快由军事优势转为劣势，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一系列内政无能和军事失败终于铸成最终败局：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锦州陷落，七万人被俘；廖耀湘兵团十万人覆没；第六十军叛变，长春陷落；郑洞国部六万人被俘；十一月二日，沈阳陷落。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全部覆没。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蒋氏政府本身的顽症，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最大错误，作为领袖，他有很多个人优点（试与毛泽东对比），但他不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亦可知也。
反观四平败将林彪之举措，却能在策略和技术手段上立刻进行检讨和调整，一方面在谈判桌上通过周恩来采取妥协的低姿态，另方面在农村积极发动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发挥*独特的宣传、劝诱和组织民众的才能，既有兵源又有物源，在短短半年左右，奇迹般又是一支大军，而且越过松花江，反攻国军。这里不必探讨其政治正义性质方面问题，仅就其策略的灵活和技术手段的有效而言，是蒋氏政府那些无能官僚和悍将无法比拟的。东北胜负，只在蒋氏举手之间，甚为宿命。蒋氏与*斗争二十余年，至此，由他本人心性气质之局限而注定最终的失败命运。性格即命运，此之谓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