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蒋氏这个大错误阴影里的，还有其他原因，如用人不当，对迁延战事产生消极影响。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杜聿明意见相左，杜不免受制于熊。但是，对于这一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来东北战事，白氏此文未做论述。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后来这支大军被林彪收去，势力大张，成为林彪后来反扑、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一个大错误，等于为渊驱鱼。蒋氏任用的东北大员及其行政系统之庸碌无能，不能动员和组织东北人民辅助军队，确实也是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方面，与*的活动能力和宣传能力对照，一目了然。不过，这些原因和错误，实际影响来得较为缓慢，都不能和蒋氏贻误战机、擅自宣布停战令这一军事上的根本大错误相比。这种军事上的大错误，实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笑谈，白白让手下一群虎将英才遗恨终生。

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在台湾上蒋氏密函，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而任其坐大反噬这一“养虎遗患”教训；蒋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

白先勇先生认为，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东北是国共主力较量的第一战场，却由胜转败，导致四十七万最精锐军队受困在此，动弹不得，消耗巨额军需费用，政府财政支出近百分之七十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大半用于东北战事，最后寸功皆无、全军覆没。驻守华北军队力量单薄，无法抵挡林彪百万大军，平津陷落势所必然。东北精锐全军覆没，对其他非精锐部队产生的心理震动，对全国军心的挫折，是无法言传的。林彪败军一瞬间变成不可抵挡的神威之军，这种心理效果比枪弹可怕得多。

白先勇先生还指出，在四平战后有四个月双方没有大的战争，如果东北国民政府大员（指熊式辉等人）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最后两军决战时，国军不致那么孤立而被一一击破。这也是切中肯綮之言。他批评政府用人不当，所选之人既无政治才能又无组织才能，既乏人望声威又缺外交才能，东北党、政、军三方面彼此不合。其他有识之士则指出，军方除了孙立人将军外，多是骄兵悍将，甚至贪赃枉法。此后，陈诚取代熊氏，在一九四七年秋冬连吃败仗，不得不卸职。一九四八年二月卫立煌受命，已无法改变败局。在军事上，卫与蒋严重分歧，抗命不从。

国民政府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在东北很快由军事优势转为劣势，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一系列内政无能和军事失败终于铸成最终败局：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锦州陷落，七万人被俘；廖耀湘兵团十万人覆没；第六十军叛变，长春陷落；郑洞国部六万人被俘；十一月二日，沈阳陷落。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全部覆没。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蒋氏政府本身的顽症，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最大错误，作为领袖，他有很多个人优点（试与毛泽东对比），但他不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亦可知也。

反观四平败将林彪之举措，却能在策略和技术手段上立刻进行检讨和调整，一方面在谈判桌上通过周恩来采取妥协的低姿态，另方面在农村积极发动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发挥*独特的宣传、劝诱和组织民众的才能，既有兵源又有物源，在短短半年左右，奇迹般又是一支大军，而且越过松花江，反攻国军。这里不必探讨其政治正义性质方面问题，仅就其策略的灵活和技术手段的有效而言，是蒋氏政府那些无能官僚和悍将无法比拟的。东北胜负，只在蒋氏举手之间，甚为宿命。蒋氏与*斗争二十余年，至此，由他本人心性气质之局限而注定最终的失败命运。性格即命运，此之谓欤？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