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毛泽东通密电 　代表团争面子枉摇舌

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３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作为最后退让尺度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

４月１日，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飘着一丝丝细小的雨滴，连续几天江南都是这种阴雨天气，但是今天的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官盖如云，热闹非凡。原来，今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就连飞机发动时的轰鸣声也被人群中发出的一阵又一阵兴奋的叫喊声给淹没了。直到飞机飞离南京上空很远之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南京和谈代表团可谓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４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１０人、译电员２人及随员５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２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２个译电员，总共８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３时许。当机翼下的北平城区透过一道道阳光渐渐清晰可见时，坐在靠近驾驶舱门口的黄绍竑大声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党的方面周恩来一定会来，政府方面估计会派叶剑英来接。”他高声预测着。“希望不要有南京那么多的记者，我真是烦死这些家伙了。”刘斐边说着边把领子上的风纪扣扣好。

飞机下午３时４５分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当轰隆隆的马达声渐渐消停下来之后，人们从机舱的窗户上惊奇地发现尘土飞扬的机场上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打开机舱门，代表们扶着梯子鱼贯而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平地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只站着两位身着军便服的中年人，再远处就是几辆吉普和大轿车旁边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士兵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刘斐第一个瞪圆了双眼，气呼呼地压低了嗓门儿吼着。黄绍竑也半晌儿转不过弯儿来。走在前面的邵力子则显得很老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迎上来的徐冰走去，一边握手，一边转身向身后的张治中介绍道：“这位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先生。”然后转过脸来又把张治中介绍给徐冰和徐冰身后的另一位先生。

北平机场和南京机场的强烈反差给了代表团成员强烈的刺激。在前往六国饭店的路上，代表们一反在机舱里那股兴奋劲儿，一个个象霜打了似的直犯蔫儿。直到住进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时，有些人才又活了起来。不过，这回不是兴奋，而是愤怒。刘斐手里挥动着他刚刚看到的一张报纸，冲到张治中的客厅里，炸雷般地吼着：“这简直是侮辱！”李蒸这时也拍着手里的报纸，大声问道：“这里满篇都骂我们是匪，那找我们来谈什么？这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黄绍竑也拿着一份《进步日报》来到张治中的房间，递到坐在沙发上闷不作声地喝茶的张治中面前，说：“你看看，点名骂你是蒋系的走狗。这件事应有所表示，我们既然来了，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李蒸也说：“此事应提出抗议。”但在一旁背着手踱步的邵力子却慢条斯理地说着风凉话：“共产党骂政府是老早就骂了，正因为骂，所以我们才来。如果受不了，就不必来了。既来了，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况且《进步日报》是大公报的前身，我们如果提出来，他们会说是新闻自由。我看没必要小题大作。”张治中一边读着那篇署名的评论文章，一边做出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这个杨刚是不是共产党？”邵力子答复说：“这个人怕不是共产党，只是他过去在上海没少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与国民党恐怕有血海深仇吧！”黄绍竑问张治中：“我们好心好意来，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不有些过分了吗？”“见到周恩来时，有机会可以顺便提一提。”张治中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卢郁文这时蹑手蹑脚地跑进来，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中共要人来了。”张治中听罢迅速站起来，走到房外。果然，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七、八位中共领导人已经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走廊里。“久违了。”周恩来一面热情地握住张治中的手，一面用眼神向张治中身后的国民党代表们致意。

分别介绍寒暄之后，周恩来带头领着张治中等一齐走进了饭店的宴会厅。一走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等候在宴会厅里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就纷纷鼓起掌来。代表团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丰富的晚宴和热情的招待，使代表们又开始恢复了来时的那种心情。代表们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切都是重新建设，工作很忙，因此这样招待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因此代表团决定：招待和商谈等等，均随中共的便，不做特殊要求。新闻宣传的事，也暂时避开不提。但是，晚宴后周恩来找张治中谈话，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约章士钊谈话，坚持在战犯问题上决不让步，也说明中共立场难以松动。因此，代表们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顿时又倍感压抑。张治中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甚至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成功。”章士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你们怎崐么签字？”

从２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因此他们对代表团谈判求得根本和平解决不抱太多幻想。中共方面这时的策略是尽量分化争取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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