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李、白态度如此暧昧，长江涨水期已到，毛泽东决定不再与代表团继续周旋。周恩来立即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１２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于这一草案措辞严厉，并历数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因此代表团中多数一时颇难接受。

在反复商量和交换意见之后，代表团仍旧决定接受这个文件。１４日晚，张治中向中共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取消原草案中的各种刺激性字眼儿。

在第二天的代表团会议上，刘斐眼睛瞅着天花板，风言风语地发着感慨：“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这样做。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笑着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张治中经过几天长喘短叹之后，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心情沉重地表示：“连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邵力子颇有些不以为然，说：“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况且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

１５日晚，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并声明，如果到４月２０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全然想开了。他坦率地宣称：“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于是，１６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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