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接通与中共关系的是刘仲容。刘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３日晚即到上海，见到在上海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向吴说明了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关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

但开始时，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和谈意图，统统视为缓兵之计，而斥之以鼻。毛泽东改变对和谈问题的态度，是在斯大林１月１０日转来国民党政府的求和电报之后。考虑到应当挫败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同时也是注意到利用桂系反蒋有可能大大缩短解放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表，毛泽东才在１４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只不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前提条件正好与蒋介石的条件相反，他不仅要惩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战争罪犯，而且要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所谓法统。

就在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黄绍竑也到了香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深在香港的宅邸。不想，李济深这时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所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去了。黄只好打电话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联系。幸好黄琪翔还留在香港没有走。

黄绍竑第二天一早就来到黄琪翔的住处。简单寒喧之后，黄绍竑就急不可待地向黄琪翔说明了来意，并交给后者一封信，声言一切详情尽在信中。黄琪翔打开信一看，只见信是写给李济深的，里面写道：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２５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竑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琪翔读过信，告诉黄绍竑说：任公等健兄的这封信已经多时了，可惜到得晚了些，任公已经等不及了。但此事任公早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通过气，相信他们会愿意与你接洽的。

黄绍竑走后，黄琪翔就连忙打电话给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竑一次。潘表示现在见面不会有具体结果之后，黄琪翔还是再三要求潘务必见黄绍竑一次，哪怕不作任何答复也是好的。潘汉年在与方方商量之后，同意见黄绍竑。

三天后，黄琪翔领着黄绍竑前往一家饭店去见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黄绍竑又对潘汉年讲了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并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介绍说，他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潘汉年这时虽已得知毛泽东的声明，但对于和谈的具体策略问题尚未得到指示，因此对黄绍竑的要求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他只是告诉黄绍竑：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黄绍竑听说后颇感焦急，但仍表示无论如何都想等到答复，同时希望潘能介绍找到华中正面刘伯承部的关系，以便联络。潘汉年则表示：此地无法介绍，但完全可以直接从前线去联络。

与此同时，刘仲容在上海也秘密转告吴克坚，说李宗仁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发动反蒋。如果程潜不肯，白崇禧可以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桂系军队就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宗仁还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刘仲容声称，李宗仁希望知道中共方面的意见如何。吴克坚答复称：中共中央对李宗仁先生的意见很重视，但不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先生对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条件态度如何。请刘务必问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谈其他。另外，白崇禧先生也可以直接派人与我方前线部队进行接洽。

２０日和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起草电报指示给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１月１４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带电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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