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　五十九岁

　　〔上海——北京——越南——上海——东京——上海〕
　　四月　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议。
　　六月　10日，和李束为到越南访问，为期五个星期。
　　本月　访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
　　七月　月初，从海防到达下龙湾，住五天，返回河内，又访问义安市、贤良江等地，在紧靠十七度线的永灵住了三天。15日左右回国。
　　十二月　5日，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东京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曾接见。本月回国。

一九六四年　六十岁

　　〔上海——大寨——上海——北京〕
　　六月　编选访越散文集《贤良桥畔》，9月出版。
　　八月　去大寨参观访问，回上海后写报告文学《大寨行》。
　　十二月　21日，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　六十一岁

　　〔北京——上海——越南——上海〕
　　一月　继续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4日闭幕。
　　六月　8日，以上海文闻主席身份观看日本话剧团在上海举行的告别演出，并会见话剧团成员。10日到车站欢送日本话剧团。
　　七月　15日，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访越前与肖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
　　本月　第二次访越。访问了奠边府、海防市等地，20日受胡志明主席接见。
　　十二月　在上海参加周恩来总理为斯特朗八十岁生日举行的宴会。

一九六六年　六十二岁

　　〔上海——北京——上海〕
　　六月　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
　　七月　10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见到老舍，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同月在武汉、杭州，继续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月底去杭州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
　　八月　1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上海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出席盛大欢送会。2日下午，出席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希普里耶·森纳亚克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晚，到机场欢送部分外宾。
　　本月　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被关在上海文联资料室的“牛棚”里。
　　下旬　感到大祸临头，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尧枚的信件全部烧掉，共一百多封。包括1923——1931年之间的来信及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等。
　　九月　10日，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这期间，肖珊也频遭批斗。

一九六七年　六十三岁

　　〔上海〕
　　一月　上海“一月革命”后，外地来沪的造反派增多，挨斗更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称为“小牛棚”。
　　五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九月　18日，被“红卫兵”带到复旦大学，关在学生宿舍六号楼近一个月。26日开批判会。
　　十月　“造反派”在上海作协旧址批斗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被拉去陪斗。
　　本年，上海市红代(筹)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一九六八年　六十四岁

　　〔上海〕
　　一月　下旬，批斗陈丕显、石西民时被带去陪斗。
　　二月　26日，《文汇报》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
　　六月　18日——21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分别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棗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20日，被押至人民杂技场参加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电视大会”。
　　九月　随作协迁移到石门路一座大楼，受监督略为放松。不久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作协。
　　本月　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挨过几次“田头批判”。
　　十月　回到石门路“大牛棚”。

一九六九年　六十五岁

　　〔上海——松江〕
　　二月　随作协迁回钜鹿路旧址。
　　不久被允许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
　　五月　又去松江辰山公社参加“三夏”劳动，一直延续到次年春节。这期间常受批判。
　　八月　《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
　　本年，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至1972年7月抄到第九曲。　　

1970年　六十六岁

　　〔松江——奉贤〕
　　一月棗二月　继续留在辰山劳动。
　　二月　春节后被编入上海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到奉贤县“五七”干校从事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劳动。其间经常被押回上海，到工厂、学校游斗。

一九七二年　六十八岁

　　〔奉贤——上海〕
　　六月　月初，从干校回家度假。肖珊病重，请假回家看护不批准，只得重返干校。
　　本月　参加市、区召开的“宽严大会”。
　　七月　中旬允许留在家中，肖珊已住进中山医院，将近二十天里，每天在医院陪着肖珊。
　　八月　13日，肖珊病故。此后留在上海作协。

一九七三年　六十九岁

　　〔上海〕
　　本年　在钜鹿路作协上班，读书学习，写笔记。
　　七月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人作出决定，对巴金的问题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
　　这期间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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