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巴金     

即使是在病痛缠身之时，巴金仍然坚持写作

“讲真话”的巴金

    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曾有句话受到广泛认同：“假如说鲁迅是我们中国的灵魂的话，或者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良心。”他的“说真话”，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道德标杆。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以其惊世骇俗的真诚，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卢梭被誉为“18世纪世界的良心”。20世纪，也有一个东方人，以他真实的剖析，震撼了东方思想界，那就是巴金，是他的将传承后世的经典《随想录》。

    1977年5月，当文坛还很沉寂，巴金写出了“文革”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他火山一样的激情喷涌而出。上海《文汇报》原笔会副刊主笔徐开垒回忆：“我做编辑几十年了，我从来没看见过像巴金先生那样《一封信》，当时发表了，读者那么大的影响。一天里面，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读者看到巴金名字，真是大家都非常兴奋。”“他竖着满头倔强的白发，任凭雨狂风暴，依然在走自己的路”。

    《随想录》的写作耗时8年，计40余万字，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5集组成。巴金说：“我会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这个简单、却无法做到的起码的道德底线，成为巴金毕生追求、内省和检讨的真诚事业，也使他成为人类20世纪的良知。（何炜）  

知交半零落，笔耕永不辍     

     九十岁以后的巴金先生

    文／陈思和（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90岁以前，巴金先生虽然年纪大了，却仍然处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境里；90岁以后，因为长期的病，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悄悄退出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也不再发表什么看法。从人民身上找到快乐

    90岁那年，巴金先后出版了《再思录》，这是他继《随想录》以后的又一本思想随笔集。他曾用8年时间写了5卷本的《随想录》，接着又花了8年时间，写出的只是这薄薄的一本《再思录》。这足以说明他晚年病中写作的艰难。

    这本书是由我主编的《火凤凰文库》推出的，那时候巴金先生因校阅他的译文全集，劳累过度造成压缩性骨折，万分痛苦地躺在医院里。我编完书稿后，有心想请巴金先生新写一篇序文，但看他病得如此痛苦，不忍开口，便找他女儿李小林商量，能否选一篇旧作作为代序。谁知第二天小林就来电话，说巴金先生知道我的要求后，当场就口述了一篇短文，请小林笔录。那篇序不长，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对人生的热爱，文中还引用了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话：“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更让人惊异的是，小林怕父亲记忆有误，回家找出柴氏原话核对一遍，发现除了将中译文的“如果”误记为“假若”，几乎与原话一字不差。唱出美好的天鹅之歌

    1996年年底，戏剧大师曹禺撒手西去。巴金先生与他是极知心的朋友。曹禺先生性格比较软弱，有时在权力面前不敢有所坚持，世人对他多有误解，但巴金先生是理解老友的，在《随想录》里，他公开规劝曹禺，希望他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唱出美好的天鹅之歌。

    不久后的一天，我接到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的电话，她告诉我巴金先生读了《收获》杂志上曹禺女儿万方写的悼念父亲的长文，文章里披露了曹禺生前未发表的诗和书信，透露出曹禺晚年清醒的自我反省和未泯的艺术良知，巴金先生非常感动。

    尽管长期的疾病使巴金先生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要写，写出心中对曹禺的怀念。每天上午，他坚持与女儿小林合作，口述他心中的话，由小林整理成文，翌日再接着写下去……工作做得非常艰难，但他一天天坚持着，一个多月过去了，一篇饱含了人间伟大感情的《怀念曹禺》终于接近尾声……

最后的工作： 翻译《往事与随想》     

    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自己“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岁流亡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欧，死后安葬于法国尼斯。

    巴金清楚记得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金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即该书的五分之一），但之后他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为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而感到遗憾。

    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89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感谢他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巴金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最后的话”：我这一生靠读者养活

    巴金在90岁（1994年）以后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而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这些短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话》、《没有神》和《讲真话》三篇。

    《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第26卷，即最后一卷的一篇“代跋”，它先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发表后，巴金又写了《讲真话》一文，说写《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

    近一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

    最后的“访问”：为上海图书馆捐书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

    连1998年四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

    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参观即将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去捐赠，这些书几乎每本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死灵魂》、法文版卢梭《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

    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着坐着轮椅来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馆长马远良上前向老人家献花，表示欢迎。巴金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小林、小棠把轮椅推到目录大厅，吴建中副馆长就在一台电脑上操作。巴金看到自己所有著作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禁不住笑了……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