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清楚记得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金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即该书的五分之一），但之后他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为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而感到遗憾。

    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89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感谢他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巴金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最后的话”：我这一生靠读者养活

    巴金在90岁（1994年）以后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而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这些短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话》、《没有神》和《讲真话》三篇。

    《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第26卷，即最后一卷的一篇“代跋”，它先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发表后，巴金又写了《讲真话》一文，说写《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

    近一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

    最后的“访问”：为上海图书馆捐书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

    连1998年四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