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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多展示教职人员研究成果的书和杂志。其中大部分研究内容类似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2005年出版的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列维特是芝大又一位在麻省理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另类经济学家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书中，列维特用当代经济学分析手段来阐释以往经济学家忽视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市中心卖“快克”（Crack，一种可卡因制品）的毒贩收入那么低。该校出版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杂志》（Chicago GSB Magazine）也刊登了类似问题的研究论文，例如，为什么很多非裔美国人收入水平比同阶层的白人低一点，但他们在花俏奢侈饰品上的开销却多得多。在芝大的学术圈里，列维特绝非一个“另类的”经济学家，他反映的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某些原则的普遍摒弃。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个人和团体的经济行为遵从经济学家所谓的“最大化行为原则”（ the rules of maximizing behavior），即个人总是理性地追求更大的个人利益，企业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为众人诟病。该理论假定个人在选择前已掌握必要的信息，却没有解释这些信息是如何获得的；它又假定人们充分了解自己的偏好从而能有效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却从来没有解释当一项新技术或新事物出现时，人们怎样在第一时间发现自己对该技术或事物的偏好。为避免这些理论缺陷，列维特、特雷和古尔斯比等经济学家已采用两种多方面互补的通用方法。
第一，他们采用在有限人群内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微观经济环境（microeconomic contexts）中比较容易获得数据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新发现。第二，经济学家引入了行为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成果。
我们经过门厅时看到陈列着的另一本畅销书——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点拨：改善对健康、财富与幸福的决策》（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泰勒是芝大商学院决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Decision Research）主任，尽管在奥巴马的竞选团里没有正式头衔，他会定期和古尔斯比磋商。他说：“古尔斯比有一间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下，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去骚扰他。”《点拨》是行为经济学的入门读物，自上世纪70年代起，行为经济学已累积了充实的学科知识，这一积累过程常常得益于神经经济学的启发，后者利用MRI（磁共振成像）和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像）技术记录大脑进行决策时的神经活动机制。在《点拨》一书开头泰勒和桑斯坦给读者打了夸张、浅显的的比方：你的大脑划分为两个系统——自发反应系统（automatic system，即产生生物本能反应的系统）和反省系统（reflective system，即产生理性逻辑思维的系统），就好比你是好吃懒做的笨伯霍默·杰伊·辛普森（Homer Jay Simpson）和冷漠睿智的史波克先生（Mr. Spock）的双合体（前者是美国动画连续剧《辛普森一家》中笑料百出的主要人物，后者是经典科幻系列片《星舰迷航 Star Trek》中有外星血统、只讲逻辑没有情感的“科学官”——译注）。
这一切跟巴拉克·奥巴马有什么关系？古尔斯比写的大部分文章技术性要比《魔鬼经济学》和《点拨》强，他本人的研究重点在税收、互联网和网络效应方面，但从他开出的政策药方来看古尔斯比基本上属于新芝加哥经济学派。该派经济学家认为，一旦理解了我们作出非理性决策（irrational decisions）的思维倾向，我们就能设计出泰勒和桑斯坦所谓的“选择体系”（choice architectures），从而使人们可以在投资或征税等问题上作出更好选择。因此，奥巴马提议为员工设立401（k）养老金帐户的公司应该自动把所有员工列入该福利计划，让参加401（k）养老金计划成为员工的默认选择，除非员工明确表示不参加该计划。故而古尔斯比计划简化所得税申报表也是基于同样考虑，因为多数美国人只选取了标准扣除额（standard deduction）这一项。按他的方案，美国国税局（IRS）会给全体纳税人寄一张包含了相关信息的申报表，从此，在这张预先准备好的通用表格上签名就成了所得税申报的一个默认选择——此举将为纳税人节约2.25亿小时的时间和20亿美元的表格制备费用。
美国的经济处方
今年三月份，奥巴马似乎要拿古尔斯比当替罪羊。因为某加拿大官员写的一份备忘录内容泄漏了出来，导致群情激愤。备忘录中他告诉上级：2月8号在加拿大驻芝加哥领事馆举行的会议上古尔斯比叫他放心，虽然奥巴马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作了激烈的批评——当地很多人指责NAFTA导致失业——但那只是嘴上说说罢了。按备忘录的话，古尔斯比解释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更多体现的是其政治策略而不是政策主张。不幸的是，奥巴马竞选团队首批群发邮件中有一封展示了一间倒闭工厂的大门照片，上书“只有巴拉克·奥巴马始终如一地反对NAFTA”。尽管古尔斯比保住了高级经济顾问的头衔，但他从此低调了很多，或许是应人要求这么做。
希拉里·克林顿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失利后，古尔斯比又一次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征途中大出风头。但问题依然存在：很多美国选民希望能够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经济，使没有技能的工人获益。未能迎合这种心理的政治家要冒落选的风险，而全球化经济通常被看作导致经济不安全的祸根。但真是这么回事吗？
古尔斯比说：“经济研究结果并没有把全球化看作罪魁祸首。”他解释道，例如中美制造业几乎没有重叠之处，美国进口总额仅占美国GDP的16.7%，其中从中国进口的仅占2.2%。他说：“事实上输给中国的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同样的道理，假如美国停止从中国购买廉价玩具，玩具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会回到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而不是美国。” 古尔斯比补充说：“贸易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相当多的美国人还没有分享到个中好处，假如我们不关注他们关心的问题，那么给予开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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