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卦的七爻完全言六，则是告诫人们，仅仅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不能走向成功的。只有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从微观、小事上做起，并针对不同的对象与环境，有经有权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完成伟业。眼高手低或手高眼低者，都将一事无成或半途而废；
《乾》《坤》两卦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从宏观上着眼，在细节上努力。
其余的六十二卦中，为什么有的六中夹九，有的九中夹六呢？
六中夹九者，讲的是一边实践，一边对其加以理论上的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九中夹六者，则是说指导思想在开始时仅有一个轮廓，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的依靠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来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如此反复地交替进行，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
总而言之，《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并非古今一直认为的三百八十四爻），无一不是周文王、周公旦对百余年中一系列事件所作的哲理、德理、情理以及政略、战略、策略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其解释之详尽，其说明之简练，其内容之广泛，实为古今中外之独一无二的杰作。
三、《易经》为什么难以理解
周文王虽然是以高度简练的文字和无穷多的比喻，来隐晦地表达自己意思的，但从《左传》中记载的许多事例来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能够领会和掌握《易》理的智者还是很多的。他们把《易》理当作了为人处事的标准，逢事只要将其与之一对比，就可以很准确地预测它的发展趋势与后果。只有那些胸无主见，遇事就犯疑惑者，才会求助于占筮算卦来帮助自己拿主意。所以荀子说：“善《易》者不占”。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无疑是一个活学活用《易》理的大家。可从他对《易经》的注解中，我们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懂得《易》理的痕迹了。其注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与原意大相径庭。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只能从孔子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对于他那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努力。就是在自己的事业失败后，也毫不气馁，仍以做《春秋》，删《诗》《书》，整《礼》《易》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流传下去，好让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理想的。我们从孔子作《春秋》的事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对于一切不合乎自己思想的东西，都要毫不客气的将其一概删除的。删除不了的，也要偷天换日，将其加以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之。至于其是否合乎事实的真相，则根本不在孔子的考虑中。他作《春秋》是这态度，那他本着同样的目的来删《诗》《书》、整《礼》《易》时，还会有其它的做法么？
孔子这么做，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都要借助于某种在社会上有着金字招牌的思想体系，来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念的。因此，孔子对于《易经》的严重歪曲和误解，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我们只要能够以自己的头脑来思维，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孔子，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注解《易经》的人愈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就愈有利。
但不幸的是，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帝王的奴才，在思想上也成了圣贤的奴隶。所以，在商瞿、王弼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儒生们不但阿谀孔子对《易经》的注解为《易传》，将其与《易经》并列，合称为《周易》，而且前者上升成了易学研究的主体，后者倒下降成了点缀文章的辞典。如此的本末倒置，怎能不让人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理解不了《易经》的真谛，倒如堕入云山雾嶂一般，愈研究愈糊涂呢？
义理派（孔子是其祖师爷）开了肆意解释《易经》的恶例，自然也挡不住象数派任意的歪曲《易经》。於是，汉代的孟喜、京房等人倡导的五行阴阳说、阴阳灾异说在先，宋代陈抟、邵雍等人创立的天人感应说、皇极经世图在后，也堂而皇之的成了《周易》的一部分，开始引领风骚近千年。无怪乎一个名叫苕木匠的网民感慨道：“一个买椟还珠的古老寓言，却成了今天的现实。《易经》就是那颗被人遗弃的可怜宝珠。”
说句内心话，义理派和象数派对于《易经》的注解，也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思想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理解不同思想家的动机与差异，觉察到中华民族的雍容智慧。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易经》本意的真正解释。
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在以史为纲解读《周易》的时候，作者惊奇地发现：破解《河图》《洛书》这千古奥秘的所有线索，都可以在《周易》中寻找到它的痕迹。人们只要看懂了《周易》，再去看《河图》《洛书》，就可以像面对一本古代的简明百科全书一样，对殷商晚期和西周初期的政治形势、文化思想等一目了然了。试着将《河图》《洛书》向更早的历史阶段去探求，则只会找到更多的依据而不是相反；往后推吧，周武王的孙子周康王登基时，《河图》《洛书》则已成了国宝。因此，根据当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