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虽然是以高度简练的文字和无穷多的比喻，来隐晦地表达自己意思的，但从《左传》中记载的许多事例来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能够领会和掌握《易》理的智者还是很多的。他们把《易》理当作了为人处事的标准，逢事只要将其与之一对比，就可以很准确地预测它的发展趋势与后果。只有那些胸无主见，遇事就犯疑惑者，才会求助于占筮算卦来帮助自己拿主意。所以荀子说：“善《易》者不占”。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无疑是一个活学活用《易》理的大家。可从他对《易经》的注解中，我们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懂得《易》理的痕迹了。其注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与原意大相径庭。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只能从孔子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对于他那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努力。就是在自己的事业失败后，也毫不气馁，仍以做《春秋》，删《诗》《书》，整《礼》《易》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流传下去，好让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理想的。我们从孔子作《春秋》的事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对于一切不合乎自己思想的东西，都要毫不客气的将其一概删除的。删除不了的，也要偷天换日，将其加以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之。至于其是否合乎事实的真相，则根本不在孔子的考虑中。他作《春秋》是这态度，那他本着同样的目的来删《诗》《书》、整《礼》《易》时，还会有其它的做法么？　　

孔子这么做，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都要借助于某种在社会上有着金字招牌的思想体系，来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念的。因此，孔子对于《易经》的严重歪曲和误解，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我们只要能够以自己的头脑来思维，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孔子，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注解《易经》的人愈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就愈有利。　　

但不幸的是，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帝王的奴才，在思想上也成了圣贤的奴隶。所以，在商瞿、王弼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儒生们不但阿谀孔子对《易经》的注解为《易传》，将其与《易经》并列，合称为《周易》，而且前者上升成了易学研究的主体，后者倒下降成了点缀文章的辞典。如此的本末倒置，怎能不让人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理解不了《易经》的真谛，倒如堕入云山雾嶂一般，愈研究愈糊涂呢？

义理派（孔子是其祖师爷）开了肆意解释《易经》的恶例，自然也挡不住象数派任意的歪曲《易经》。於是，汉代的孟喜、京房等人倡导的五行阴阳说、阴阳灾异说在先，宋代陈抟、邵雍等人创立的天人感应说、皇极经世图在后，也堂而皇之的成了《周易》的一部分，开始引领风骚近千年。无怪乎一个名叫苕木匠的网民感慨道：“一个买椟还珠的古老寓言，却成了今天的现实。《易经》就是那颗被人遗弃的可怜宝珠。”

说句内心话，义理派和象数派对于《易经》的注解，也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思想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理解不同思想家的动机与差异，觉察到中华民族的雍容智慧。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易经》本意的真正解释。　　

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在以史为纲解读《周易》的时候，作者惊奇地发现：破解《河图》《洛书》这千古奥秘的所有线索，都可以在《周易》中寻找到它的痕迹。人们只要看懂了《周易》，再去看《河图》《洛书》，就可以像面对一本古代的简明百科全书一样，对殷商晚期和西周初期的政治形势、文化思想等一目了然了。试着将《河图》《洛书》向更早的历史阶段去探求，则只会找到更多的依据而不是相反；往后推吧，周武王的孙子周康王登基时，《河图》《洛书》则已成了国宝。因此，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来推断，我们只能说：“《河图》《洛书》是在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后，第二次伐纣前，由周公旦创造出来的。其动机是假借天意，让八百诸侯这乌合之众能够服从西歧的号令，好一鼓作气的灭掉殷商。”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周武王第一次伐纣时，与周文王约定共同伐纣的八百诸侯，在如约到达孟津时，突然发现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周文王已经下世，顿时失去了对西歧的尊敬和服从。《史记·周本纪》中，一句“诸侯皆曰，纣可伐矣”的话语，一语道尽了那时群龙无首的景况。周武王只得以观政于商为借口，黯然收兵。　　

回国后，周武王始终对第一次伐纣的失败耿耿于怀，且多次找周公旦密议说：“老四啊，夺取商汤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古人说：天与不取，必受其殃。时不我待，可天下的诸侯又如此的桀骜不逊，不听我的号令，你要想个办法啊！”周公旦素以多才多艺著称，又继承了周文王的全部衣钵，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在思虑一番之后，马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想让那些愚钝之辈听从号令，并甘心做西歧的忠实臣民，只有一个办法：借助于天意！”周武王一听，也笑了：“那好啊。此事非你莫属，兄弟你就多费费心吧。”　　

兄长既然下了命令，周公旦亦很乐意地模仿古代圣贤的故技，以天下诸侯耳熟能详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为依据，创造了《河图》与《洛书》，并在第二次伐纣时，以“河出图、洛出书”的奇异方式，让其先后出现在八百诸侯的面前。　　

假借天意的结果，让周武王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一、第二次伐纣时，八百诸侯不但承认了周武王的领袖地位，并因此而宣誓效忠；二、八百诸侯因信服天意，心甘情愿地做了西歧的臣民，周武王才敢于在灭纣后独吞灭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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